当前，“重人轻物”、“重案轻物”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普遍倾向，司法机关往往重视涉及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的处理而忽视对涉案财物的妥善管理，这不仅影响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针对上述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予以规定完善，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研究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管理，尤其是加强对于涉案财物的保管、移送和处理等问题的实践探索，实现刑事诉讼活动“人物均衡”、“案结物清”的转变，对于保障司法活动的经济高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的公信力，确保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管理模式分析


　　（一）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


　　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1]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涉案财物管理模式。具体做法如下：


　　1.在涉案财物的保管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均具有保管责任。三家单位分别设有专用保管场所，制定各自的保管制度，指定专门的保管人员，配置相应的保管经费和保管设施。


　　2.在涉案财物的移送方面。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时，除不宜移送的物品外，如汽车、摩托车等大件物品、违禁品、枪支弹药等，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一般均应随案移送。法院判决后，对与本案无关的涉案物品或者应发还被告人、被害人等涉案物品则退回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再对法院退回的涉案物品办理相关手续，再退回公安机关或自侦部门，由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对这些涉案物品进行相应的处理。


　　3.在涉案财物的处理方面。法院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对与本案无关的财物，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因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以申请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等的金融机构，将该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


　　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实行实物移送、分别管理，其优势在于：一是便于案件承办人员进行组织辨认、移交鉴定、庭审质证等司法程序；二是公检法三家单位对于涉案财物管理互有衔接、互有责任，保证了涉案财物管理的中立性，三是通过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涉案财物是否是赃物、是否应该扣押、冻结可以及时实施审查，有利于对扣押、冻结措施的监督。


　　（二）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


　　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是各地司法机关针对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所作的有益探索，即涉案财物实物不随案移送，只随案移送相关法律手续，物品仍由公安机关继续保管。如在上海市某些区，公检法三家单位通过签订相关协议，明确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赃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随案移送，而保存在公安机关的涉案赃证物品，除重大案件、具有财产价值和法官经审理认为需要当庭出示的涉案款物外，一般只移送单据，赃物保存在公安机关的赃证管理部门。法院在案件判决生效后，依据判决结论开具《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直接执行后将执行回执送达法院。


　　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节约成本，便于管理。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据移送避免了保管场所和人员的重复配置，既有利于司法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涉案财物的管理。二是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涉案财物由公安机关集中管理后，应当随案移送的财物就直接以单据形式移送，减少了中间的实物交接环节，提高了办案效率。三是减少周转，降低风险。从证据角度而言，涉案证据，尤其是存有嫌疑人的指纹、血液等重要生理特征的证据，一旦流转操作不当，就会大大降低其证明能力。在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中，涉案财物仅进行单据移转，减少了证据的实物流转次数，可最大限度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证据出现瑕疵，降低了流转环节发生差错、污损、灭失的可能性。


　　二、两种涉案财物管理模式的不足


　　（一）涉案财物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主体分散，权责不清。公检法三家单位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管理涉案财物，分别承担责任，看似权责明确，但在实践中，涉案财物从扣押到最后的处理，途经多手，历时较长，往往导致三家单位仅仅关注移送与否，而忽视具体的保管。对于涉案物品出现的毁坏、灭失以及后续处理等责任的承担，由于原因多样、情形复杂，难免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使得涉案物品的妥善保管和及时处理难于落实。


　　2.多方流转，风险增加。通常情况下，对于涉案证据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但实际上，从证据法角度看，证据在扣押、保管、移送等过程中，因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都有可能遭到破坏或者改变，这些能够增加、改变、模糊、污染或者毁灭证据的影响被称为“证据动态变化”。[2]在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存在出库清点、装车运输、入库清点、保管存放等多个环节，实物移送涉及多名接触涉案财物的人员，场所变换也导致涉案物品的保管条件和管理环境出现差异，这些都会增加证据被破坏、改变或者灭失的可能性。如在许某、王某故意杀人案中，二人将被害人杀害后分尸，装在行李箱内从上海运至安徽。时隔10个月后，该案案发，查获的行李箱体积庞大、腐味浓重，按照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公检法应对此证物进行交接移送，由于运输过程很容易导致毁坏、污损等不良后果，给实践操作带来较大困难。


　　3.三方兼管，成本过大。公检法三家单位各自配置专人、专地、专物、专财。随案移送制度要求公、检、法三家均应各自设立涉案财物的保管机构，不仅程序运作复杂，同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财力。以检察机关内部涉案财物管理为例，按规定，公安机关在移送案件审查起诉的同时，应将相关的涉案财物移送检察机关行装部门，行装部门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后，再将涉案物品移送清单交案管部门登记备案，案管部门再将相关材料移送至起诉部门。案管部门要建立涉案物品管理台账，每月与行装部门核对相关数据，每半年会同相关部门对本院涉案物品工作进行检查分析。起诉部门案件审结移送法院时，必须填具相关单据，再次将涉案物品移送至法院。待到起诉部门报结案件时，案管部门还要检查是否有涉案物品待处理，及时提醒案件承办人处理，并向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档案部门通报涉案物品处理情况，整个涉案财物管理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成本。


　　4.实物移送，效率较低。据调研统计，一般案件从公安立案到最后法院判决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三家单位之间流转、处理效率更低，具体表现在：一是有的案件已办结较长时间，涉案物品却一直没有处理。据调研，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审结案件中，仅2011年就有21起案件的涉案物品未及时得到处理，相关部门涉案财物管理难度较大。又如在钟某某抢夺案中，该案在2006年由检察机关审结并移送法院，检察机关同时填具清单，将该案涉案财物摩托车一辆移送法院，法院在清单上注明暂存于检察机关。该案于当年判决，判决书也明确将摩托车予以没收。但时隔6年，该摩托车依然存放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多次与法院沟通，均未得到处理。二是有的案件已经移送，但是物品移送过程较慢，影响案件的进度。实践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案件，基于承办人疏忽等原因，案件移送后，出现涉案物品未能及时移交的情况。如在陈某抢劫案中，案件已经判决生效，但涉案赃物仍遗留在办案部门，给法院判决后对涉案物品的处理带来障碍，这也反映了承办人“重案轻物”、“重人轻物”的办案意识。三是有的案件久拖不决，涉案物品就长期扣押。如部分案件因本身难度大或证据尚不充分，案件的处理耗时较长，甚至历时数年，从而也导致涉案物品无法及时处理。

　　　 共同贪污犯罪处罚原则应予修改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其中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对贪污犯罪量刑的档次，第二款规定了如何处罚共同贪污犯罪。修订后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补充规定》第二条作了修改，主要是将数额标准作了调整，删除了《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这样刑法没有吸收《补充规定》中关于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如何处罚的精神，刑法规定的贪污数额标准仍是针对个人而言的。那么，对共同贪污犯罪犯罪如何处罚呢？是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以参与数额确定量刑幅度，还是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以个人贪污数额确定量刑幅度，这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刑法在吸纳《补充规定》第二条时，对贪污数额的认定，仍承袭了《补充规定》的规定，按照个人贪污数额计算，而没有吸收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处罚的原则。这不是立法的疏忽，它表明对共同贪污犯罪应当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处罚。我们知道，《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贪污集团犯罪中首要分子及情节严重的主犯按照犯罪总数额进行处罚，其目的是为了加大对这些人的打击力度，但这种处罚原则的前提是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犯罪按照个人所得数额予以处罚，这与个人贪污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一致的。刑法吸纳《补充规定》后却丧失了这个前提，但对贪污罪如何量刑却仍然按照个人贪污数额也就是个人所得数额确定量刑幅度，这就产生了上述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规定，对共同犯罪中的“个人贪污数额”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对“个人贪污数额”作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从《补充规定》第二条可知，第一款中的“个人贪污数额”就是第二款中的“个人所得数额”，也就是个人分赃数额。再者，从1989年“两高”对《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及对语言的通常理解看，也可得出“个人贪污数额”就是“个人所得数额”的结论。《纪要》对“个人贪污数额”的理解体现了刑法对共同犯罪处罚的原则，因为刑法删除了《补充规定》中关于共同贪污犯罪处罚原则后，对共同贪污犯罪各被告人贪污数额不能只按个人所得数额也就是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认定。《纪要》对“个人贪污数额”的理解虽然符合立法的目的，但不符合人们对“个人贪污数额”理解的语言习惯，其内容已经大大超出了条文本身的字面含义，是过当的扩张解释，从逻辑上和语法上讲令人难以信服。
　　笔者赞同《纪要》的观点，对共同贪污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处罚，像处理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的共同犯罪那样，确定如下原则：(1)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2)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贪污的数额处罚；(3)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也就说应当对首要分子采用犯罪总额确定量刑幅度，对其他主犯及从犯采用参与数额确定量幅度。其理由如下：
　　第一，共同贪污主观上的故意是指向整个贪污对象，各共同犯罪人在事先预谋时，也可能对事成之后每人分得多少赃款（物）共同计议，但每人的故意一般不会预先指向某一部分赃款(物）。分赃是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并将财物据为己有后的利益分配。因此，个人贪污数额并不能反映共同贪污犯罪的主观恶性。
　　第二，共同贪污在客观上的行为表现为相互利用，行为人共同配合完成贪污全过程，他们尽管分工不同，地位和作用不同，但他们都是基于共同的犯罪目标，相互配合，共同实施贪污行为。行为直接侵害或者作用的对象是全部赃款（物），而不是各人分别侵害或者作用于个人贪污的那部分。即使是共同贪污的从犯，他所侵犯或者作用的对象也是全部赃款（物）。因此，各共同犯罪人应当对共同犯罪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纪要》将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个人贪污数额”规定为参与数额虽然从通常理解上似有不妥，但《纪要》所体现的精神与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是相适应的。共同贪污犯罪只有以参与额为标准进行量刑，在立法技术上才能与盗窃、诈骗等以获利为目的的共同犯罪处罚原则保持一致。如果对共同贪污犯罪的的行为人以个人所得数额处罚，不仅在立法技术上不能保持一致，也会放纵对贪污犯罪的打击。
　　其实，刑法对犯罪行为可以用数额或数量来计算的犯罪而言，除贪污罪的数额是针对个人规定的以外，均没有直接规定对个人，因为这类犯罪如系个人所为，只能按个人犯罪数额或数量处罚，如系共同犯罪自然应当依照共同犯罪原则处理。可见，如果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中的“个人贪污数额”修改为“贪污数额”，就与这类犯罪的表述一致，从而使困扰司法实践的问题得以解决。在目前情况下，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对共同贪污犯罪的处罚问题加以规范。

作者单位　　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　　孙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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