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审判实践中
的若干问题探析


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法院 骆洪彬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经过长期、深入的讨论，最终取得了立法的肯定，在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得以确立，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的立法体系，为婚姻关系中的受害方提供了救济和保护途径。然而，在两年来的审判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无过错方”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成功获得赔偿的例子十分鲜见。这一现实拖凸显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上些问题，实践中认识不一，亟待厘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请求赔偿的情形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有权请求赔偿的四种情形，即㈠重婚的；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㈢实施家庭暴力的；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对这些情形的正确理解，是准确适用的前提。
1、重婚。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重婚行为应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即法律上的重婚；二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即事实上的重婚。关于重婚的理解，实践中认识比较统一，但重婚作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注意，就是对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中的受害方提也损害赔偿应如何处理？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㈠”(以下简称“解释”)仅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及无效宣告作出了规定，对此问题没有涉及。实践中，重婚者(尤其是法律上的重婚)大多采取隐瞒、欺骗等方法达到重婚的目的，而许多与重婚者形成重婚关系的另一方并不“明知”，应该说他们与重婚者的原配偶同是受害者，对其合法权益，法律理应公平保护。婚姻法第十条将“重婚”作为无效婚姻的一种法定情形，该法第十二条同时规定“无效或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因此，对重婚而导致的无效婚姻中的受害方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因其婚姻无效而不属离婚诉讼，应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护。笔者以为，可采取以下方式：一是由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提起。基于侵权行为法原理，该行为属一般侵权行为，只要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可认定；二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根据我国刑法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重婚行为在刑法上构成重婚罪，是刑事犯罪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民事诉讼。因此，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控告重婚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这里需强调的是，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权限物质损失，精神损害赔偿仍需通过民事诉讼(诉讼实际上这样的规定也有不合理之处，这里姑且不论)。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何种情况构成“同居”，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解释”第二条将此界定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此界定虽较婚姻法具体，但仍欠详尽、明确(实际上也很难周全、明确、界定)，由此给实践中的认定带来困难。一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居住多长时间才构成“同居”？对这个问题，最高法院在制定“解释”时，有人建议就“同居”问题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限，双方共同生活达到规定期限的，即可以认定为“同居”①。也有法院就上述问题作了时间上的界定，如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三个月以上”②。还有主张一个月、六个月的不等。笔者认为，采用界定时间的办法是机械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以认定的问题。因为实践中“同居”行为大多并不公开，具隐蔽性、秘密性，所以受害方难以举出有效证据，法院也就难以认定。二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居住，而要求“不以夫妻名义”似乎有违常理，更加剧了认定的困难。试想一个有配偶的人与异性持续、稳定地共同饮食起居，不以夫妻名义，他们如何向外界解释他们的关系，可能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隐蔽、秘密地进行。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情况有“异性合租住房”的例子。但是“异性合租”不用隐瞒什么，完全可以公开进行，而且也不会是持续、稳定的。三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长期通奸行为很难区分。如前所述，有配偶者与他人不以夫妻名义，只有隐蔽、秘密地进行，而长期通奸行为也具此特征，两者在形式上可能只有一个区别，即是否共同居住，但被极其相似的特征所掩盖。实践中实难区分。考量立法的意图，设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概念，意欲区别重婚和通奸两种行为，即在刑事处罚和首先遣责之间划出民事制裁的区域，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包二奶”、“包二爷”等违法行为予以有效民事法律制裁提供依据。而将通奸等婚外性行为置于民事法律制裁之外，认为“一般的通奸，偶发的性行为属道德领域、有关党纪政纪约束、行政处罚的范畴。”③“对于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通奸行为的，应采取批评教育和道德遣责等综合处理措施。”④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第一、通奸行为，尤其是长期通奸行为，对其配偶的损害是现实的，身心健康因此而受到摧残，其损害程度并不必然比“同居”所造成的损害小。现实中，通奸、第三者插足等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成为许多家庭破裂的导火线，甚至引发刑事案件，危害社会稳定。对此行为仅仅依靠道德约束、舆论监督、批评教育显然不足以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也不利于对受害者的救济与保护。第二、通奸行为具有不容置疑的可诉性，其法理法律依据：一是通奸行为给配偶造成的损害是现实的，依侵权行为理论，有损害就应当归责；二是从民法原理和诉的理论上分析，通奸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属于人身损害赔偿范畴，基于法律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亦应予以追究，属于法院主管；第三、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最广泛、最普通的社会关系，内容上具有很强的伦理道德性质。通奸行为也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从道德角度审视这一行为的同时，亦应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分析。有人认为：“如果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领地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和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式来生活,而不愿守在“围城中央”。这样不是得其反吗”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照此说法，刑法规定了“重婚罪”后，就没有重婚现象了吗？岂不荒谬！综上，笔者认为，将通奸排除在可请求赔偿范围之外，是不适当的，对通奸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民事归责，既是社会公德与国家法律的要求，也是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和提高的形势要求，更是保护公民人身权益的需要。
3、实施家庭暴力。“解释”第一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应该说，如此界定是比较全面的。笔者的问题是：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可否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众也周知，离婚是夫妻双方依照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其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虽然离婚诉讼属于合并之诉，包括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诉讼，现在又啬了损害赔偿诉讼，但是解除婚姻关系依然是离婚诉讼之主诉，其他均属牵连之诉，而将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即使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引起婚姻关系的破裂，亦应属于“另案”，应由受害人另行寻求刑事的、民事的或行政的救济，而不应在离婚诉讼中提起。再则，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是对受害人人身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侵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受害人基于此侵权行为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依损害赔偿理论，“在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是赔偿权利主体，如果进行诉讼，则为原告、即诉讼请求的提出者。在侵权行为法的领域，除受害人以外，还有受害人的利害关系人、死者的近亲属，也是赔偿的权利主体”⑥，但须是直接受害人生前或丧失劳动能力之前扶养的人，这种扶养权利因直接受害人受到侵害，因而享有法定的扶养损害赔偿请求权。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未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配偶并不是该侵权行为的赔偿主体，让不享有赔偿权利的人承受权利，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逻辑。从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侵犯的是家庭关系而非夫妻关系。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性要求，法律关系主体由法律规范所规定，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任意参加到法律关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与对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应该区分，不容混淆。因此对此情形应作限制性规定，即限定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的范围内，才符合法理及逻辑。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此情形与“实施家庭暴力”有相同的问题，于此不赘，可限定为虐待、遗弃配偶的。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尚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关系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形，如上分析的通奸行为，因此，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应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列举之后啬一个概括性条款，建议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受害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㈠重婚的；㈡与婚外异性同居、通奸的；㈢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的；㈣虐待、遗弃配偶的；㈤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
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因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另一方产生损害，并引起婚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离婚时实施侵害的一方对另一方所受到的物质、精神损
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基于特写的身份、人格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因此，该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关系当事人。
1、赔偿的权利主体。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案件中配偶双方均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为离婚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诉权。同样，离婚案件中很少存在绝对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可按过失相抵原则处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无过错配偶方才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⑧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对“过错”的含义与范围应当界定。应该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无过错方”的用语不准确，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因为在婚姻关系中绝对的无过错几乎没有，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导致离婚。所以离婚过错赔偿在适用上也是有限的，并不是婚姻关系中所有的过错都适用赔偿，因此笔者认为，对“过错”的理解不能用民法上的过错概念标准进行判断，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首先，它不是一种主观过错，而一种行为过错；其次，它是一定范围内的过错；第三，它是直接导致离婚这一结果的过错。概括地说，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行为、导致离婚，才能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那么“无过错方”也就是自己没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法定过错”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请求赔偿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过错方”实际上就是“受害方”，可以考虑将“无过错方”改为“受害方”更为准确。
2、赔偿的义务主体。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有“过错”的一方婚姻关系当事人为承担赔偿义务主体，实践中没有争议，但对第三人是否可以成为赔偿义务主体，在婚姻法修订之前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抒己见，观点尖锐对立。虽然最高法院“解释”第二十九条明确将配偶以外的其他人排除在赔偿的义务主体之外，但对该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笔者认为配偶以外的第三人不能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其理由是：第一，如前所述，离婚是夫妻双方依照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其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离婚损害赔偿是离婚诉讼的牵连之诉，如果离婚诉讼不存在，就没有离婚损害赔偿之诉。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也只能是夫妻双方，如果夫妻双方以外的第三人，能够成为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的当事人，那么这个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诉讼地位何在？第二，离婚损害赔偿是基于夫妻之间权利义务而引发的诉讼，夫妻以外的第三人在该诉讼中与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赔偿的权利主体就不能向婚姻关系以外的人主张权利；第三，有学者认为：“在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的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向重婚和同书面报告对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因为他们是这一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有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⑨笔者赞同此观点，但是这个赔偿请求仍然不能在离婚诉讼中提起，而应该单独提起。因为重婚和同居的对方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形成的是一种侵权法律关系，不是婚姻关系，这两个诉的主体不能合并。
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是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而义主体只通是“无过错方”的配偶。
三、关于请求赔偿的途径和时效
关于请求赔偿的途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明确的规定，“解释”也未作出解释。实践中对此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仅适用于诉讼离婚；另一种观点认为,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登记离婚。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应该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如果当事人选择登记离婚方式，“无过错方”提出请求的，当事人双方可以就赔偿问题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一并协商，如果达成协议，登记机关应当给予登记；如不能达成协议，“无过错方”仍坚持赔偿要求的，登记机关应告知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选择诉讼程序离婚的，由法院依法裁判。
关于时效问题，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解释”起草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必要求与离婚诉讼同时提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诉讼在离婚后单独提起。理由是立法规定该项损害赔偿的目的即在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为了更好更彻底地实现立法目的，不应该对是否与离婚诉讼同时提出进行规定，可以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无过错方可以选择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可以选择作为独立诉讼单独提起。另一种意见认为，该项损害赔偿请求应当与离婚诉讼同时提出，其理由是与离婚案件一并审理有利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和保证判决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对于离婚后再提出此项请求的，依法不予保护。⑩虽然“解释”最终原则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在第三十条分别情况作了规定，但笔者仍持不同意见，理由是：第一、离婚之诉虽是一个合并之诉，离婚损害赔偿之诉是其牵连之诉，属从属地位，只要解除婚姻关系之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就不影响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独立提起；第二、在“解释”起草过程中，否定第一种意见的理由是：“这种事后提起诉讼的，给当事人举证增加了难度，而且一旦判决后，执行也是问题，因为早在离婚时就财产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再执行有过错方的财产，难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⑾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举证难，才有可能在离婚时无法取得有效证据，况且实践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离婚后才发现，也才有了证据，如果不允许其提出赔偿请求，显然有失公平，而且因为举证难而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也有公允。再说执行问题，法院的执行案件如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申请执行人与被告执行人的财产本就无瓜葛，不是同样需要执行？难道说可以因为难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而放弃判决、执行？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第三、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法，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人身受到侵害的请求权，亦应遵循民法诉讼时效标准。因此，从保护受害方利益和法律的统一角度出发，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应允许离婚后提出，但应遵守民法的时效规定，即离婚时未提出的，应当在离婚判决生效后，无过错方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原配偶有“法定过错”行为之日起一年内提起。

①刘银春：《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㈠》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第43页。
②转引自潘建国：“适用《新婚姻法》审理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第49页。
③吴晓芳：“有关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第47而
④马原：《新婚姻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47页。
⑤芦玉奇：“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载《法制日报》2001年2月11日，第三版。
⑥杨立新、刘忠：《损害赔偿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⑦同⑥注，第269页。
⑧刘曼娜、赵英伟：“离婚自由与离婚损害赔偿”，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4期，第34页。
⑨杨立新：“论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载《侵权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115页。
⑩刘银春：《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㈠》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第46页。
⑾同注⑩


　　摘要：在人民法院的人员构成中，院长、庭长的地位特殊、职责重大。他们既属于审判人员，也是审判人员的管理者；既要履行审判职责，也要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其他职责。由于院长、庭长直接指导办案，直接管理法官，因而在审判管理工作中，其审判管理责任也更大，特别是在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抓好审判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法院科学管理的水平，实现向管理要公正、要效率、要形象、要公信的目标，已经成为院长、庭长当前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一、强化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迫切性

　　准确把握法院管理的中心工作，遵循司法活动内在规律，建立符合审判规律和特点的审判管理机制，是不断深化法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在院长、庭长行使审判工作的监督管理方面存在脱节和弱化趋势，制约了保障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等措施的实施。

　　（一）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管理浓厚

　　法院管理是涵盖审判管理、人事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一个有机体系，而院长庭长分别作为法院、业务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必然包含对审判业务、工作人员和后勤保障事务的管理，三种管理权归集于一身。目前，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倾向浓厚，院长庭长三种管理权的边界模糊不清，过多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影响其充分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障碍。审判管理权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审判管理的范围、程序长期缺乏制度性框架，权责难以明晰，导致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处于自发行使、各自为政状态。

　　（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呈局限性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听取重大疑难案件的汇报，履行法定的程序转换、审限延长审批职责等，审判管理的方式、途径单一，范围、内容具有局限性。有的仅在问题暴露后才进行管理，缺乏事前、事中管理；有的院长庭长在签发裁判文书时仅仅是作文字把关；有的管理思维模式固定，只是关注案件质量和效率；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取决于其自觉性和其实质影响力，制度化、规范化不足。

　　（三）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边缘化

　　“一五改革”后，院长庭长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除了对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审查外，对其他案件过问的正当性在很多时候都会遭到法官的质疑，被认为是干预了审判组织的独立裁判权，其结果是不想管的院长庭长正好借此机会撒手不管，而想管的院长庭长又不知道如何管，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边缘化。　

　　二、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定位

　　构建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需要明确其与审判权的界限，理顺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一）理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审判管理权从行使主体来讲，包括法院内部不同层级主体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管理，也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主要包括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管理。 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及独任审判员作为审判组织，在组织内部分别享有相应的审判管理职能，如审判长行使对庭前准备工作的组织、督促和检查等管理职能。法院、业务庭作为审判机构，其审判管理权由其代表人院长庭长行使。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不仅包括重大疑难复杂个案的微观管理、案件程序控制的中观管理，还包括对整个庭、分管的业务条线、甚至整个法院审判工作的宏观管理。职能机构则是专项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业务部门，如综合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机构，即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职能机构主要通过案件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等手段实现专项或综合的管理职能，其工作成果体现为质量评查报告、质效评估数据等形式。

　　在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审判管理中，审判组织即要对组织内部审判事务实施管理，也要接受院长庭长和职能机构的审判管理。从审判管理权发展的历程来看，职能机构行使的审判管理权是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让与和整合，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职能需要借助职能机构的管理成果，对本部门的审判执行情况分析，查找问题并提出对策，并不断健全审判管理制度。职能机构管理的对象是全院的审判工作，因此，院长庭长也要树立接受管理的理念，在部门内部积极配合职能机构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由此可见，三个层面审判管理权的协作、配合砌建了审判管理的大楼，三者不可混淆、不可替代。

　　（二）明晰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界限

　　审判权、审判管理权是司法运行中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权限，两者在权力主体、依据、程序、目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两者也存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审判管理权衍生、从属于审判权，是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同时也保障审判权的良性运行。审判权作为裁判权，具有独立性，天然地抵抗外来的干预，审判管理权也因而受到审判权的反向制约。因此，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应尊重审判权的自然特性，遵循其规律，对于涉及审判权行使的方面，如法官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裁断，适时、克制、不介入。为此，需要科学界定审判管理权的边界，厘清和明确审判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也就是要健全和完善案件流程管理、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监督指导等审判管理制度，以规范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和切实发挥审判管理的作用。

　　三、加强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建议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组织、职能机构审判管理权的重要区别是管理范围的差异。审判组织属于自负其责，职能机构则是对全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中观管理，而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则辐射了微观、中观、宏观管理三个部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管理手段的多元化，需要并必将借助于案件质量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和审判质效评估“三位一体”的审判管理系统 ，构建点、线、面管理相结合的审判管理体系。

　　（一）以重大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点上管理

　　院长庭长的点上管理，是指以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群体性纠纷、有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等的管理，对案件实体裁决依法行使监督指导权，并做到管理到位但不越权、不越位。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对个案的独立裁判权，庭长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建议合议庭进行复议，并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需要复议的问题和理由；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提交分管院领导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不得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另一方面院长庭长采取列席合议庭评议、听取汇报、查阅案卷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审批和审核，着重审查案件争议的事实是否查清，认定争议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依托，实现线上管理

　　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建立起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并由业务部门负责案件信息录入，由审判管理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对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进行督查。院长庭长的线上管理，则可依托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以节点控制为核心，着重对案件的立案、送达、开庭、裁判、执行、归档、上诉移送等审判流程节点进行监管，从而达到对案件全程的动态跟踪和事中管理。在整个流程运行中，庭长应及时将立案庭移交来的案件进行分配，合理配置本庭的法官资源，确定案件承办人、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对于重大案件，可以决定亲自参加审判；院长庭长应强化审限监控，及时对预警案件进行催办和督办，履行好程序转换、程序延长等事项的审批和重点管理，提高办案效率。

　　（三）以案件质量评查和审判质效评估为载体，抓好面上管理

　　案件质量评查应由职能机构承担，如案件质量评查办公室，基层法院则大部分由审监庭承担，对案件立案、审判、执行的程序、实体以及法律文书、案卷归档的质量进行全面监督，对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改判案件等进行重点评查。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在质量评查通报中予以反映。同时，质效评估数据系统应由审判职能机构负责，如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审判质效评估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和通报，以实时反映审判执行工作动态。

　　院长庭长的面上管理以全面掌握审判执行工作基本态势为基础，进行综合指导，对此，应注重借助质量评查结果和质效评估数据。一是针对质量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组织专题研讨、专项培训，预防和减少类似错误。二是仔细研判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分析审判执行整体运行态势，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定期召开院务会或工作例会，研究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及其变化，认真查找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注意抓住案件审判执行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深入研究背后的实质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督促落实改进。三是定期主持召开审判长联席会、典型或新类型案例评析会，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的价值取向和法律适用。四是定期主持召开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涉诉信访案件例会，分析研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督促落实。五是组织常规培训、法官讲坛和庭审观摩等活动，开展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学习，相互交流审判经验，研讨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法律适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