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问题研

李军毅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利益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能趋势，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出现交织，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出现互涉，民事纠纷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出规交叉。如何解决民事纠纷中出视的行政争议问题，关系着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公正和效率，关系着共和国的司法工作如何适应社会的诉求，关系着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和社会资源的节约。当前法律对此尚未规定，司法解释涉此问题甚少，本人试图对此问题有一个初浅的研究。
　　一、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㈠ 关于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概念
在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诉讼当事人往往举出一些行政机关制发的证照、决定等文书类的行政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一种情况是将这些文书类的行政行为作为抗辩的理由来提出，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般证据来运用。在这些民事案件中，与案件关联的行政机关制发的证照或作出的决定合法与否，直接影响着相关民事案件的定性和裁判的是否公正。在当前法律尚未规定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将此称之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还对其以概念，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诉讼标的的解决以某个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为前提，该前提问题并不是当事人直接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它决定着案件的性质和判决结果，因该前提问题附带民事诉讼而存在，所以称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在这里，且不说该概念的严密性和逻辑性，仅就该命题笔者就认为存在着漏洞，因为如果是民事附带行政的诉讼，那么作为行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应该参加到民事诉讼中来的，在当前，要让行政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到民事诉讼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将民事诉讼中的行政争议问题的解决称之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缺乏科学性和可得性。
　　以笔者之见，将民事诉讼中行政争议问题的审查称之为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为好。所谓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解决民事争议的过程中，附带解决与争讼的民事案件有关的行政争议的活动。
　　㈡ 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特点
　　笔者认为，在民事附带行政争议的诉讼中应当把握其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⒈必须有民事纠纷诉讼存在。民事诉讼是案件的本诉，附带的行政争议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先解问题，或是前提问题。
　　⒉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本质属于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整个诉讼过程发生在民事争议平等主体之间，关联行政争议的行政机关现时期尚不进入此种诉讼，不是此种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或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出现。
　　⒊在这类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所关联的行政争议问题具有重要地位，是民事争议案件的前提问题，不解决争议的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民事争议将无法解决。例如，江苏省泰州市交通局范老先生从单位购买商品房一套，入住不久，烦恼随之而来。原来紧挨范老楼下的三楼开了一间浴室。噪声吵人不说，更严重的是浴室的蒸气上升，透过楼板，使范老先生家的地板受潮、发霉、变形。范老先生找楼下浴室理论，浴室老板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开业是经过工商、环保、消防部门许可的，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如果范老先生向法院起诉浴室业主侵犯其相邻权，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必须先审查关联的行政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问题。
　　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争议的原告，往往是民事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是持行政行为作抗辩理由的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行政机关裁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如土地、矿藏、水流、滩涂、河滩、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权属争议，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争议，或者其他所有权或使用权争议），一方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重新对民事权益争议作出裁决。而另一方当事人则在诉讼中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作为抗辩的理由。这里要举案例。
　　二、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可能性
　　㈠ 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审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审查关联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将其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其理由是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根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行为非经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不被改变，因此，民事诉讼中不能对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否则属民事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不当于预。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避免对关联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而迳行运用民事事实和其他事实根据作裁判，这样，既可以避免民事审判权对行政权不当干预的嫌疑和负面效应，又可以防止错案的发生。第三种意见认为，在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本人同意第三种意见。因为，如果依据第一种意见，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附带行政争议的诉讼中，只能依关联的行政行为为依据，如果所关联的行政行为错误，则会导致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错判，势必影响人民司法的公正性。如果依据第二种意见，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关联行政行为予以回避，径直根据民事争议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裁判，往往会形成两个内容相悖的争议的实事结果，既影响国家机关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当事人手持两个相悖的又有效力的文书也难以付诸于实现。因此，第二种意见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是不够好。理论界除了上述三种意见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可以审查还是不可以审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均无充分依据，审理关联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时，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应先通过行政复议、行政申诉、或者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然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议。 此种审理民行交叉案件的思维在审判实践中的效果很不好，司法实践中许多久审不决、一案多判、久托不判的案件就是在这种审判模式下产生的。 笔者赞同在民事诉讼可以审查关联行政争议是有其法理基础的。
　　附带诉讼具有社会的价值。附带问题意指一个案件的判决依赖于另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后一个问题不构成诉讼案件的标的，但对判决的内容却有着决定的作用。附带诉讼则是指人民法院解决某一性质的纠纷时就涉及另一性质法律关系的纠纷同时予以解决的制度。附带诉讼是诉的合并的一种特殊形式。诉的合并在本来意义上是指人民法院对同类并独立存在的诉讼案件一并审理的诉讼制度。合并审理主要是为了节约时间，增加效率，还可以避免人民法院在解决同一类案件时因审判人员的认识差异而导致判决结果的不一致。 我们要确立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首先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是为了实现程序效益，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从法院的视角审视，将两个不同性质的争议合并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不需要组成两个合议庭，减少审理内容的重复，减少了办案经费，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缓解了人民法院案件多的压力。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讲，如果为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要提起两个不同诉讼，必然要增大人力、物力的花费。其次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则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威的根本体现是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具有最终效力。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矛盾或同一法院内部不同的审判庭之间所作出的判决相互冲突的现象比比皆是。 实行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制度，可以协调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避免出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两个相关联的争议问题作出判决不一致的情况，从而维护司法审判的权威性。
　　㈡我国审判权是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审判权
　　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一，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作为当事人支持自己主张或者抗辩理由的证据形式出现，根据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来看，尽管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相互独立的权利，但是，根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权在一定意义上优于行政权。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介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从现行法律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尽管现行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予以审查的只能是赋予了行政审判庭而非民事审判庭，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甚至刑事审判庭等都属于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它们行使的都是国家的司法权，相互之间并非矛盾对立关系，其内部分工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审理案件而已，而且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和实施以前,我国就是由民事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的。因此，不能说民事审判庭审查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等于越权审查。另外，从英美国家来看，其法院系统是单一的，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有普通法院管辖，所有类型的案件都是由同一法院同样的法官审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之间的并非必然对立。只要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迅捷的处理，是分开审理还是合并审理，都应当被允许。公民、法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法院就应受理，至于受理后确定适用何种诉讼程序审理，转给行政审判庭还是民事审判庭只是法院内职能部门权限划分，不是当事人可选择的。在我国无论是诉讼法律的规定,还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均无民事审判法官、刑事审判法官或者行政审判法官之分。再从有关程序法的规定看，将相互有牵连的不同类型的诉讼归由同一职能的同一审判组织，或同一个法官一案审理的情况是允许的，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即是。
　　（三）民事审判庭对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证据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审查核实，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经查证属实的证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其证明力又略有不同。根据《若干规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依其证明力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证据是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对于这类证据，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据以认定事实，只有在“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才有权排斥其证明力。这类证据的证明力是最高的。
第二类证据是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我们将在同项证据比较中，具有较大证明力的证据称为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我们看到，由于作为书面证据的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因此应当属于此类证据。
第三类证据是指除了无需举证证明的证明和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以外的其他民事诉讼证据。此类证据以下称为一般证据。与前两类证据相此，这种证据的证明力无疑最弱。
　　人民法院查实证据后，如果属于第一类证据，则人民法院无需审查，可以直接据以认定事实。但如果属于第二、三类证据，人民法院必须予以综合衡量后决定如何采信，也即是说，对于第二、三类证据，人民法院仍具有进一步的权衡裁量的空间。因而，行政行为虽然属于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但是由于其缺失法律明定的最高证明力，导致了它在民事诉讼过程的证明力处于一种不完全确定的状态，民事审判庭仍然需要对此作为证据行政行为进一步予以审查。
　　从证据法则来说，在诉讼中，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有依法审查的权力，即使是具有优势证明力的证据。从《若干规定》中关于行政行为具有较大证明力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事审判庭对于作为书面证据的行政行为是具有一定审查权的。一方面因行政行为不属于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证据。所以民事审判庭对行政行为享有进一步的审查权，须经权衡后才能决定是否予以采信；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行为属于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民事审判庭在对各个证据进行权衡的过程中必须考量行政行为的较大证明力问题，不能置之不顾作出裁判。
　　㈢我国已有的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个案经验
　　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现行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行为的关联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个案作出了不少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司法解
例一，198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当事人隐瞒近亲关系骗取结婚登记，其婚姻关系依法不应保护。此批复说明，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纠纷案件中，可以对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颁发结婚证书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有权否定违法登记、颁发结婚证行为的有效性。
例二，198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49条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经工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企业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此条规定说明，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涉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案件时，可以审查工商行政机关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并具有否定违法登记的有效性。
例三，199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以一方名义申请，双方投工投料，建成后共同居住的房产可认定为共有的复函》中指出，虽然讼争房屋的批件和房照是一方的，但基于双方投工投料的事实，房屋应为双方公有。该个案复函说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处理房产的纠纷案件中，可以审查行政机关与案件纠纷关联的房屋产权登记和颁证行为，对于缺乏事实根据和违法的房产登记和颁证，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例四，199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非法产权人擅自出卖他人房屋其买卖协议应属无效的复函》中附带指出，当事人在争讼宅基上建筑且由政府部门违法批准的房屋，以不予保护为宜。例三和例四两个复函说明，人民法院审理房屋确权和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可以审查行政机关批准建房和颁发证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具有否定违法批准和违法颁证的有效性。
例五，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之一在购房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使用，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复函》中指出，讼争房屋的产权证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属于双方合资构买，产权应当共有。此复函说明，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所有权民事纠纷案件，可以审查行政房管部门产权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并有否定违法登记的效力。
例六，2002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所作的《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专利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就同一专利或者商标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请求复审决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而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庭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审判庭审理。”该批复明确规定将专利、商标民事纠纷中涉及的行政案件交由知识产权庭一并审理，其目的意在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内部分工“既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又要照顾当前审判实际，避免对涉及同一知识产权的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结果发生矛盾，”但是，这一规定开创了在专利、商标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行政案件的先河。
可见，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并不是个新问题，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中已有不少个案，只不过是对此类问题在理论上尚未提升，法律尚未规定罢了。
　　㈣域外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经验可供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际上行政民事交织案件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了解域外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行政争议问题，对于我国该类争议案件处理机制的构建一定会有启迪作用。
法国 法国采取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并行的模式，经常也会出现一个行政争议的解决依赖于普通法院对一个民事争议的解决，或者普通法院的一个民事争议的解决依赖于行政法院一个行政争议的解决。一个案件本身争议的解决依赖于另一个争议的解决，另一争议虽不构成原本诉讼的主要标的，但却决定着原本诉讼判决的内容。此问题在法国称为附属问题。附属问题的管辖权受两个原则的支配：一是先决问题原则。即将附属问题作为先决问题由原本诉讼的法院决定，附属问题的管辖权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合并在原本诉讼案件本身管辖权内，作为先决问题，由原本诉讼案件管辖的法院决定，以保持诉讼案件管辖权的完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原则仅适用于同一系统的两个法院之间，即适用于普通法院系统两个法院之间，或行政法院系统两个法院之间。二是审判前提原则。即将附属问题作为案件的前提，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在审判中遇到附属问题时，应将此问题移交另一审判系统中有管辖权的法院决定。这个规则适用于不同法院系统之间的附属问题才可作为审判的前提问题。法国对行政诉讼中的附属问题和司法审判中的附属问题是加以区分的，对于行政诉讼中的附属问题全属审判前提问题，由普通法院审理决定；司法审判中的附属问题有的是审判前提问题，由行政法院决定。有的是先决问题由受理该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决定。 那么，普通法院可以对哪些行政行为直接进行判断，无需由行政法院审查呢？依据法国的判例，对于行政机关实施的暴力行为普通法院有管辖权。那么，什么是暴力行为呢？“暴力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的物质的执行行为。” 法国法中所指行政机关暴力行为，相当于德国法和日本法中的无效行政行为。对于暴力行为以外的行政行为，无论是行政条例，还是行政处理，普通法院均无权判断其合法性，而必须由行政法院裁决。 此外，在法国，行政赔偿由行政法院管辖。“一切行政主体的赔偿责任，在法律没有规定时，都适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受行政法院管辖。不适用民法上的赔偿责任规则。”
　　德国 在德国，其法院结构较其他国家复杂得多，法院的设置五花八门，包括宪法法院、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财政金融法院等。另外，联邦各州还设有宪法法院。而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分别由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依照各自的程序审理。在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出规类似法国的附属问题时，采取的作法与法国略有差异。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94条规定：“对受诉争执的判决的一部或全部取决于另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该法律关系是另一具有诉讼系属的案件标的，或须由另一行政机关做出确认的，法院可以将诉讼中止，直至另一诉讼的审结或行政机关做出所有决定。符合诉讼集中原则时，法院也可以根据申请将诉讼中止，以便对程序或形式瑕疵做出补正。”但是，在行政行为无效时，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3条第3款“无效行政行为始终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普通法院可以否定其效力。“特别严重瑕疵的行政行为根据法律本身无效，无需撤销或确认其无效，这一点向来就有共识，这种行政行为根本无效力可言，关系人以及其他人，法院和行政机关可以而且必须不理睬它。” 在国家赔偿诉讼中，当行政行为成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并经行政法院判决确定者，民事法院应受其判决约束。若先决问题未经行政法院判决，民事法院应自行做出判断。若当事人已起诉至普通法院，并不得就此先决问题请求行政法院确认行政行为是否违法。 由此可见，德国的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较法国明显有所扩张。
　　日本 在日本，虽不存在二元结构能司法系统，行政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但民事争议诉讼和行政争议诉讼适用不同的程序、分别由不同的审判庭来处理。对于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相交织的案件确立的是当事人诉讼的原则。日本的当事人诉讼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质性的当事人诉讼，即公法上的当事人诉讼，是有关对等当事人之间在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诉讼。如行政法上的损失补偿请求诉讼，公务是请求给与薪金诉讼等公法上的金钱支付请求诉讼。 另一种是形式性的当事人诉讼，即“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但根据法令规定以其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一方为被告人的诉讼。”如有关土地征用者与被征用者之间的补偿纠纷的诉讼便是。在形式当事人的诉讼中，相对人以民事争议的对方当事人为被告，而不是以行政主体为被告，但行政主体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在审理民事争议的同时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它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和判决，但必要时也适用行政诉讼的规定，法院的判决对民事争议的主体和行政主体均有约束力。 日本的当事人诉讼能够较好地解决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交织问题。对于国家赔偿的诉讼，日本是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的。在国家赔偿诉讼中遇到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时，没有必要经过行政行为的撤销诉讼，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该请求，不受公定力和不可争力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妨碍。
　　台湾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民事诉讼中行政争议成为先决问题的解决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台湾的“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民事或刑事诉讼之裁决，以行政处分是否无效为据者，应以行政争讼程序确定之。前项行政争讼程序已开始者，于其程序确定前，民事或刑事法院应停止其审判程序。”但是，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采取与德国和日本相同的做法，“依无效之行政处分，而赋予权利时，任何人均无尊重其权利之必要，若发生侵害权利诉讼，民事法院亦得依独立之见解，宣告其权利无效。” 即是说台湾地区民事法院可以直接否定无效行政行为，无须提交行政法院。在我国台湾地区向普通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依据台湾“国家赔偿法”第12条的规定，“损害赔偿之诉，除以本法规定外，适用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普通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件，遇到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是不需要移交行政法庭审查的。
　　三、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审查范围和条件
　　㈠ 民事诉讼附带可审查行政争议的案件类型
　　总结我国以往民事诉讼附带行政争议解决的经验，借鉴域外民事诉讼附带问题解决的办法，我国的民事诉讼附带解决行政争议的类型应是：
　　⒈民事诉讼与附带的行政登记行为关联的交叉案件。因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有的民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要经过行政许可或者行政确认使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取得资格。例如《公司法》第6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如果当事人就民事主体资格引发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那么，行政登记行为则可能成为民事诉讼附带的行政争议。
　　⒉民事诉讼与行政确认的行为关联的交叉案件。行政确认，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的法律事实进行甄?e，予以确认、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由于行政确认行为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间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的法律事实进行甄别，因而，往往会在当事人间创设或变更为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当事人就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发生民事诉讼，则行政确认争议会作为民事诉讼附带解决的争议。
　　⒊民事诉讼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联的交叉案件。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当事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者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民事活动非经行政许可不得从事。例如，一个企业法人欲从事建筑工程承包，须经过行政许可与确认赋予从事建筑业资格。一个公民欲以律师的身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须经过行政许可行为取得资格证书，并领取律师工作执照。一个经济组织欲以法人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须通过工商行政登记的行为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果当事人因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或能力发生民事纠纷，则行政许可行为的争议往往会附带于该民事诉讼活动之中。例如，某乡人民政府批准某甲村民在原祖遗宅基地上盖房，颁发了《宅基地批准通知书》，规划部门给其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某甲在施工建房时遭到了其弟某乙以该宅基有自已的份额为由阻拦，某甲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排除妨碍，某乙则以行政机关颁发的《宅基地批准通知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合法为由提出抗辩。该纠纷可适用民事附带行政争议的诉讼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1〕3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以及为掩饰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而对近年来以新的手段收受贿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该案例确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方反应强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依法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切实发挥好指导性案例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述指导性案例，要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研究，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指导性案例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要增强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自觉性，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精心编选、积极推荐、及时报送指导性案例，不断提高选报案例质量，推进案例指导工作扎实开展；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和成效，营造社会各界理解、关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氛围。

　　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对于实施案例指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案例指导工作的建议，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四个指导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

　　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居间合同 二手房买卖 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 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2号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 和解 撤回上诉 不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受贿罪 “合办”公司受贿

低价购房受贿 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 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

此外，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兼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某某人民币201万元和美元49万元、浙江某房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陈宁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高某某21万元、迈皋桥办事处副主任刘某8万元。

综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贿赂人民币792万余元、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1234万元），共计收受贿赂1190.2万余元；被告人陈宁收受贿赂559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潘玉梅、陈宁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与陈某共同开办多贺公司开发土地获取“利润”48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时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陈宁时任迈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迈皋桥创业园区的招商工作、土地转让负有领导或协调职责，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为陈某低价取得创业园区的土地等提供了帮助，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期间，潘玉梅、陈宁与陈某商议合作成立多贺公司用于开发上述土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陈某，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潘玉梅、陈宁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谋取利益，以与陈某合办公司开发该土地的名义而分别获取的480万元，并非所谓的公司利润，而是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低价获取土地并转卖后获利的一部分，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受贿，应以受贿论处。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的房产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购买的房产，市场价格含税费共计应为121万余元，潘玉梅仅支付60万元，明显低于该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潘玉梅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的行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数额的价款来掩盖其受贿权钱交易本质的一种手段，应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涉案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款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潘玉梅、陈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同时鉴于二被告人均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案发前退出部分赃款，案发后配合追缴涉案全部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故意杀人罪 婚恋纠纷引发

坦白悔罪 死刑缓期执行 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

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 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到王志才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要求依法从严惩处，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