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市殡葬管理条例

（2004年2月6日汕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4年3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0年10月28日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12月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保护和节约土地、森林资源，保障殡葬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殡葬管理工作应当全面实行火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殡葬管理工作的领导，制定殡葬工作规划，把殡葬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并合理安排用地和资金，适应殡葬改革工作的需要。

第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殡葬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殡葬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殡葬管理的规划和措施；

（三）管理殡葬管理所、殡仪馆、火葬场及公墓、骨灰堂塔、陵园等骨灰存放场所或殡葬服务单位；

（四）会同有关部门制止和查处违反殡葬管理规定的行为。

各级公安、农业、林业、规划与国土、卫生、外事侨务、工商、建设、环境保护、宣传、宗教、财政、人事和监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对本单位或本辖区内的人员进行殡葬改革的宣传教育，遵守殡葬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民政部门举报违反本条例的殡葬行为，民政部门应及时受理，为举报人保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第二章　火葬管理



第八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死亡的人员，除死者本人生前或其亲属自愿将遗体捐献供科研、教学使用外，一律就地实行火化，严禁土葬。按规定可以不实行火化的少数民族死亡人员除外。

遗体由人员死亡地殡葬服务单位接运。特殊情况需要将遗体运往市外的，应当经区、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证明，并用殡仪专用车接运。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和华侨、外籍华人及外国人在本市死亡，其亲属要求将遗体运往市外的，除患传染病死亡、腐烂和不能采取防腐措施的遗体必须就地火化外，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对应当火化的遗体，丧事承办人应在人员死亡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

非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和无名、无主遗体，由公安部门通知殡仪馆接运。

捐献的遗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

殡仪馆应当自接到通知后十二小时内接运遗体。接运遗体时应对遗体进行卫生防疫处理，实行封闭运输，防止污染环境。

第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遗体登记制度，加强遗体管理，对病故的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对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涉及医疗事故纠纷的，按有关规定处理。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同意或默许丧事承办人擅自将遗体运出院外；丧事承办人擅自将遗体运出院外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劝阻并报告民政部门。

第十一条　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火化，应当提交死亡地公安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非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和无名、无主遗体火化，应当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和华侨、外籍华人及外国人遗体在本市火化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应当火化的遗体，殡仪馆应当在接到遗体的四十八小时内将遗体火化。腐烂的遗体应当由卫生防疫部门消毒后就地火化。患传染病死亡的遗体，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遗体在殡仪馆确需保存的，一般不得超过七日；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保存期限的，须经区、县级以上民政或公安、司法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殡仪馆火化遗体应当实行单体火化。遗体火化后，殡仪馆应当向丧事承办人出具火化证明。

第十四条　寺庙焚化对象限于在本市死亡的佛教僧尼。焚化时应当遵守环保、卫生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污染环境。

严禁寺庙向社会开展焚化业务；严禁僧尼以外的佛教徒和其他人员的遗体在寺庙焚化。

第十五条　提供殡葬服务收取的运尸费、火化费、骨灰寄存费等应根据实际服务项目收取，并按市、县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应予公布。

第十六条　享受丧葬费待遇的人员死亡后，按规定实行火化的，死者亲属凭火化证明到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社会保障部门领取丧葬费及其他费用。不实行火化的，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社会保障部门不得向死者亲属发放丧葬费及其他费用。

第十七条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和华侨及外籍华人在境外死亡，其亲属要求将遗体、骸骨在本市安葬的，安葬承办人须征得市民政、台湾事务或外事侨务部门同意，并向国家指定的国际运尸服务机构、口岸卫生检疫机关、海关办理相关手续。该遗体或骸骨应当在公墓安葬。

第十八条　按规定可以不实行火化的少数民族人员死亡，需要实行土葬的，应当在公墓安葬。其亲属要求将遗体运回死者原籍的，按有关规定办理。对自愿实行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第三章　骨灰和墓地管理



第十九条　死亡人员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可以采取撒散、平地深埋不留坟头、植树等方式安葬，也可以在公墓安葬或者在骨灰堂塔、陵园寄存。无名、无主遗体的骨灰，由民政部门处理。禁止将骨灰装入棺材土葬。

第二十条　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市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计划、规划与国土、外事侨务、农业、林业、宗教等部门编制全市公墓建设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建设公墓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设公墓：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

（三）水库及河海堤防工程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和公路（国道、省道）两侧。

禁止在公墓以外的地方建造坟墓。受国家保护的烈士墓、知名人士墓和重点侨务对象的祖坟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除外。

禁止建造家族坟、宗族坟或活人坟。禁止恢复或者建立宗族墓地。

第二十二条　严格限制公墓墓穴的占地面积。埋葬骨灰的单人墓穴或者双人合葬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一平方米；埋葬遗体的，单人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四平方米,双人合葬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六平方米。

第二十三条　禁止擅自将公益性公墓改变为经营性公墓。

第二十四条　用地单位或个人因建设需要迁移其经批准使用的土地范围内的坟墓，应当登报或张贴公告，通知墓主限期迁移，当地民政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墓主逾期未迁移的，由民政部门组织殡葬服务单位起葬火化，所需费用由用地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公墓服务单位应当凭火化证明或遗体安葬证明出售墓穴或骨灰存放格位，但为死者健在的配偶留作合葬的墓穴除外。禁止非法买卖、出租、转让墓穴或骨灰存放格位。墓穴或骨灰存放的一个使用周期为二十年。逾期使用应当办理延期手续，经公告后六个月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按无主处理。

第二十六条　公墓服务单位应当依法收费，使用规范的安葬（存放）凭证，并建立严格的销售、登记制度。





第四章　丧事管理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市、县城市道路或公共场所搭设灵堂（棚），开设道场,焚烧花圈、遗物，高音播放或吹奏祭奠乐曲，抛撒丧葬迷信用品；禁止利用丧葬活动造谣惑众，骗取财物，扰乱社会治安。

第二十八条　禁止生产、销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应当火化的遗体进行土葬提供运输工具或其他便利条件。

第三十条　殡仪服务单位应当公布办事制度，规范服务人员职业行为。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时接运遗体；

（二）不得刁难丧事承办人；

（三）禁止向丧事承办人索要钱物；

（四）严格遵守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五）未经丧事承办人同意，不得增加收费服务项目；

（六）妥善保管和火化遗体，不得误化遗体或者丢失遗体、骨灰。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不按规定火化遗体，或者擅自将遗体运往市外或者从医疗卫生机构、殡仪馆运出，或者故意拖延时间超过停尸时限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火化；逾期不火化的，由民政部门对丧事承办人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强制将遗体火化，所需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伪造、变卖火化证明或实施其他欺骗行为，或者违法焚化遗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将骨灰装入棺材土葬，或者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水库、河海堤防工程和水源保护区及铁路和公路（国道、省道）两侧建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平毁坟头或限期迁出，恢复原状;拒不改正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建设、规划与国土或林业、水利等部门依法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经批准而擅自建设公墓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建设、规划与国土等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将公益性公墓改为经营性公墓，或者非法买卖、出租、转让墓穴或骨灰存放格位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由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制作设备和棺材，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为应当火化的遗体进行土葬提供运输工具的，由交通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暂扣营运证一个月，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九条　殡葬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按规定收费的，由县级以上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双倍返还多收的款项并按国家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罚。

殡葬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给死者家属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不遵守工作职责、违反操作规程，出现重大事故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民政部门责令该单位限期整改，并按管理权限对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殡葬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财物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还，并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民政部门、殡葬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不依法查处殡葬违法行为的；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

（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四）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或者不按规定将依法收取的费用、收缴的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丧事承办人”，是指死者的继承人或生前所在单位；死者没有继承人的，其遗赠扶养人或者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临终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是其丧事承办人。

本条例中所称的“以上”、“以下”罚款，均包括本数。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传统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社会,尊重历史的精神,坚持客观、全面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 刑事责任

　　一、法律认识错误的概念

　　法律认识错误的上位概念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因此界定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进一步研究法律认识错误的前提。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刑法性质、后果和有关事实情况的不正确认识,也就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者事实情况发生的认识错误。根据这种理解,刑法学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有关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的评价上的不正确认识,又称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简称法律错误。

　　而在西方刑法理论上，法律错误是与事实错误相对应的概念，违法性错误或禁止错误是与构成要件错误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三者往往互相替代[1]。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三者还是有差别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延上。法律错误是对法律规范的认识错误，即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规范上应受何种评价存在不正确的观念。而刑法规范除了包含犯罪构成的条件外，还包括对犯罪如何处罚的内容。因此，法律错误既可能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为是犯罪发生了错误认识，也可能是对其应受的处罚有不正确的认识。而违法性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存在错误认识，即把本来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不违法或非犯罪的行为；或者是把本来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但不包括对其行为应定的罪名或应受的处罚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形。禁止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即把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误认为不禁止，把刑法不禁止的行为误认为禁止。其含义与违法性错误大致相同。总之，违法性错误或禁止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法、是否为法律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法律错误除了对这种“违”或“禁”的认识错误外，还包括在明知法或被禁止之后，对应受惩罚的认识错误，所以法律错误比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范围更宽、外延更广。

　　二、法律认识错误的种类

　　关于法律错误的分类在中外学者中存在争议,我们认为,传统的对法律错误的三分法准确的包含了法律错误的各种情形,排除了应作为事实错误的情况,在体系上更为完备,因而更为可取。按通行教科书的表述法律错误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行为人出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非犯罪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

　　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通常被称为“假想犯罪”或“幻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积极错误。这种法律错误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当合法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正当防卫行为当作犯罪的情况；二是把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盗窃价值不足500元人民币财物的行为当作盗窃罪的情况。

　　2、行为人由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误认为不是犯罪,即通常所说的“假想不犯罪”或“错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消极错误。

　　这种法律错误一般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但认为未达到犯罪程度,不是犯罪。例如,行为人与军人配偶同居,行为人认为这只是违反《婚姻法》或违反道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59条规定的破坏军婚罪。二是行为人把自己实施的通常情况下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合法行为。例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认为只要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

　　3、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对应成立的罪名或应受刑罚的轻重产生错误认识。

　　这种法律错误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对自己行为应成立罪名的误解,例如盗窃后被失主发现,为逃逸对失主使用暴力的,行为人认为是盗窃罪,实应定抢劫罪;二是对行为应处刑罚轻重的误解,例如行为人不知刑法对加重或减轻情节有从重或从轻处罚的规定而受到与自己预想不同的刑罚。对于后一种情形,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不会产生刑法适用的问题,因此理论上没有必要将其列为法律错误的一种。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第一,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其联系表现在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其区别则是二者所处领域不同,方法自然不同,实践中无意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也放弃,虽不影响指导实践,但对于理论自身的完备却是一个损失。有缺陷的理论用哲学标准来衡量就不是科学。况且,我们的法学理论基本秉承了大陆法系重视理论自身建设的传统,不能因为实践中无疑问就放弃理论上的研究；第二,如前所述,刑法上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情况的认识错误,对刑罚轻重的错误虽不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错误。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式,关系受刑人的切身权益,特别是人身自由权等权利的行使,怎能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意义。

　　三、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1、刑法理论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争论

　　法律认识错误对刑法的意义在于行为人是否因法律认识错误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认识错误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对犯罪的事实有正确的认识，但对这种事实在法律上的评价发生误解。在刑法理论上，法律认识错误一般可分为犯罪认识错误和刑罚认识错误，当然还可以有其它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七分法等[2]。从立法史上看，在不容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代，“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的绝对责任原则”[3]。19世纪英美法系国家为维护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有效实施刑法，通过判例确立了“不知法律不给任何人提供免责理由”的铁则。进入21世纪后，文明进程的发展迫使古板的规则作出了历史让步，社会对犯罪的考察和惩罚由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行为人。1975年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规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而且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可能避免的，得减轻处罚。”[4]此条款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刑法关于对法律认识错误情况下的刑事责任最宽容的立法。刑法界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古已有之，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1）否定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即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并不能够成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丝毫无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须有对事实的认识即可”[5]。罗马法中曾有过这样的传统原则：“不知法有害”“不知法不赫”这其中的含义就是市民如果不知道法律对自己是有害的，当自己在无意中触犯法律时，不得借口不知法而开脱。这里暗含的条件是市民可以且应当知晓到法律，这显然是加重了市民的责任。在否定的论者中最为彻底的论述可能就是德国学者洛克辛的这段话了，他说“如果把违法性意识作为处罚国民的一般条件，就等于国家为轻率者、梦想家、狂唁者和愚蠢者提供了违反法律的通行证，就等于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6]。

　　总的来说，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的理由是：法律是生活的规则，市民应当知晓；违法性的证明难度太大，若承认则会给刑事司法带来困难；实证派学者认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人身的危险性，与违法性认识没有关系。我国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中体现了我国是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影响刑事责任的。而且若采纳违法性意识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话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会造成对懂法之人的不公平的现象。

　　（2）肯定说。该说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使个人决定其作为和不作为的依据，知法犯法是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有权对其处罚[7]；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见解：严格故意说主张成立犯罪故意不仅要具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还必须具备违法性的认识。德国的贝林格、宾丁，日本的小野清一郎、大冢仁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他们以道义责任为依据，认为若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的认识，就缺乏对其以故意的刑事责任来处罚的依据；限制故意说认为不是违法性认识而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条件。只有当违法性错误不可能回避时，才能阻却故意。但是这样就实际上是把过失的要素引入了故意的概念之中，如此以来法律上的过失就和故意没有区别了，因此这种学说的漏洞较大；还有一种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违法性意识的有无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但与期待可能性有关，在欠缺违法性认识时就不存在对行为人的合法行为的期待，从而阻却责任。

　　（3）基本否定说。此观点认为“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来说并不是故意犯罪的内容，但是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8]。

　　（4）折衷说。折衷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否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对违法性缺乏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如果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则可排除主观故意。上述各学派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其观点都有其偏颇性：肯定说和否定说都以牺牲部分行为人的自由和生命或放纵部分以法盲为辩护理由而逍遥法外的犯罪人为代价，其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基本否定说因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而失于笼统；折衷说由于疏漏了对过失中认识错误的讨论，给人以不全面之感。笔者认为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裁量应遵循“不知者不罪”这一有着传统的精神且具有法理根据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脱节的情况下，只应该要求人们依据其行为违法与否的认识来决定其行为。在刑法的领域里，刑罚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公民唯一的行为依据，承当刑事责任是需要违法性认识的。只要承认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当然的逻辑理论，违法性错误不管是出于对法律的不知还是误解，都应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应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作为司法最终的裁判标准，以避免刑法的“专横”，同时注意发挥刑法裁判规范对应然价值及未然秩序的导向作用。

　　2、我国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前面所述的三种法律认识错误中,第一种法律错误一般均认为不改变行为本身的非犯罪性。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而在假想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虽具有“罪过”,但在客观上却不具有危害行为或危害行为未达到严重程度,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主客观并不统一,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能定罪。而且,刑法中也无假想犯罪的规定,对其定罪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对于第三种法律错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只是对应定罪名或应处刑罚存在误解。在主观上,行为人对犯罪已有清楚认识,并进而实施该行为,其主观故意不言而喻,而且他所实施的行为也已达到了严重的危害程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所以行为人的行为已具备了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犯罪已经成立。至于对罪名或刑罚的误解,因不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既不影响主观罪过也不改变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因而对其刑事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对上述两种法律错误的处理,理论界已形成共识,只是对第二种法律错误的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这种法律错误的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也有所认识,主观恶性已较明显,一般认为该情形不影响故意的成立。至于第二种情形,即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一无所知,完全缺乏认识的情况,日本学者称之为最狭义的法律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处理才是争论的焦点。

　　3、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影响的必要性法律认识错误是否影响刑事责任这是研究法律认识错误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行为人把本来不构成犯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即假想的犯罪），把本来应构成此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构成彼罪，或者对应处刑罚轻中产生误解，这几种法律认识错误都对定罪量刑不产生影响。那种对犯罪事实本身有正确认识，但对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是最狭义的法律认识错误，可能存在影响刑事责任裁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