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亲相隐制度确立的合理性及限制
王 东 曙
[内容摘要]：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远至欧美的“亲亲相隐”制度已成为世界连锁店，究其原因是因为该制度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而中国当代法律抛弃了这一制度，其司法实践中的危害也日益呈现，确立并限制“亲亲相隐”制度是为重要。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合理性、限制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当前司法实务界及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大难题。同时我国刑法规定窝藏、包庇罪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的对象大量的是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的近亲属，夫妻、父子、兄弟双双入狱，留下的是孤儿寡母、老弱妇孺这种状况也令人于心不忍。笔者详细考察了古今中外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国否认此制度在现实中的危害，分析现阶段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与限制是解决证人出庭难以及窝藏、包庇罪主体扩大化这两大难题的最佳平衡器。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国外立法例
“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制度从纵向来看贯穿于中国古代历朝各代，从横向来看近及日、韩远至德、意。可谓古今相通，唯中国当代例外。
1、中国历朝各代立法状况：“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汉代初期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②，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③宋刑统各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强调法的阶级性，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绝对化，才将二千多年的这一法律制度随着“六法”彻底废除而作为沉渣、流毒被抛弃。从而主导中国二千多年的人们为亲属利益而知犯不举、掩盖犯罪、通风报信、资助逃跑、藏匿窝赃、毁灭罪证可以不受刑法处刑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2、港、澳、台”亲亲相隐”制度的传承：众所周知，香港法律承袭于英、美法系，澳门法律承袭大陆法系，台湾法律虽以大陆法系为主又采英美法系之长，都已脱离了中华法系的窠臼，然而这三个地区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充分感受西方民主科学气息，但都无一例外地仍然坚持“亲亲相隐”的历史传统。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第6条规定：“本条例的规定，并不使丈夫有资格或可予强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为妻子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指证妻子，亦不使妻子有资格或可予强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为丈夫提供证据指证丈夫。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21条规定：“下列之人有权拒绝以证人身份作证：①嫌犯之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二亲等内的烟亲，收养人、嫌犯所收养之人及嫌犯之配偶，以及与嫌犯在类似配偶的状况下共同生活的人，就婚烟或同居存续期间发生的事实”。台湾《刑事诉讼法典》第180条规定：证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①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②与被告或自诉人有婚约者；③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中一人或数人有前项关系而就仅关于他共同被告或他共同自诉人的之事项为证人者，不得拒绝证言。
3、国外“亲亲相隐”制度立法例：“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是中国古代及港澳台所独有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在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要丧失继承权。源于罗马法而自成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坚定地移植了罗马法中亲亲相隐的精神，直至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反对基于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犯罪。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①被指控人的订婚人；②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③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
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英美法系中虽然没有“容隐”之规定，但其证据法中都有“夫妻互隐”的特权规则。
从以上对中外古今法律状况的考察，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亲亲相隐”制度还是作为拒绝作证的权利，其制度由来已久，古今中外均趋于一致，唯一例外的是当代中国，完全将“亲亲相隐”排除在外。这既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抛弃，也是对世界通行立法例的反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亲亲相隐”制度之合理性分析
上文详细考察了“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发展过程以及国外立法状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的制度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亦得到传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全世界的连锁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法系均趋于一致，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亲亲相隐”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简单的抛弃并非明智之举。
1、“亲亲相隐”制度人性论的分析：刑法是以规范人的行为为内容的，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⑤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持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一切人类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亲亲相隐”正是体现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在人性理论支配下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极其重视人之本身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让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现象不至发生。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如果你每时每刻都在“大义灭亲”里挣扎，人类社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能存在吗？“亲亲相隐”恰好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其目的也在于“屈法以伸伦理”，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
2、“亲亲相隐”制度“熟人社会”论分析：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社会流动缓慢，社会变迁迟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固定，社交圈狭窄，使大多数人生活在“熟人社会”里。尽管社会发展至今天，陌生人社会已初具规模，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同性为根基，日出而作，日息而居，出则夫妻同行，战则父子同伍的熟人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占据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仍然是主流。而“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因为熟人之中更容易产生责任和制约。“亲亲相隐”制度得以存在并被保存至今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熟人社会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背井离乡，如果法律禁止“相隐”，则任何人的隐私都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留下的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粉碎，熟人社会中的互帮互助、一呼百应、一人有难众人扶持的和谐局面将会被打破。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属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的后果。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例证比比皆是。如秦自商鞅“不告奸者腰斩”之法到秦朝严刑峻罚，背离人情，使秦朝历二世而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3、“亲亲相隐”之法价值论分析。笔者认为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无奈选择。这种选择尽管不是最完美的，但确是最现实的。个案的实体真实与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之间，法律的无情与婚姻家庭的稳定之间，公民在是“大义灭亲”换来的众人鄙视还是隐瞒包庇获取的邻里乡民赞许进行痛苦的选择和法律的宽容之间等等，立法者选择了后者。因为立法者在价值选择时从有利于其统治，有利于公民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等价值出发，选择了“亲亲相隐”，牺牲了部分事实真相其代价是值得的，说明个案的真实并非法的唯一价值，更重要的价值是顺民心，合民意。
4、“亲亲相隐”制度之人权论分析。近年来，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入律的鲜活例证。在“亲亲相隐”制度下，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所标榜的人权均在其中，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法律体现人权保障比现代西方的人权宣扬更具理性，权利更为广泛。汉宣帝确立“亲亲相隐”入律时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亡。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其人性本能，人权意识跃然纸上。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观念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从“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制度的设计之初是作为一种义务而存在，体现了是人性之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它已经成为一项权利，体现了伦理道德观念，与人道主义精神不谋而合。与当代人权保障有异曲同工之妙！
5、“亲亲相隐”制度之证据论分析：证据制度是当代诉讼制度核心内容。而证据的证明力与可采性一直以来是证据制度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证据证明力与可采信取决于证据的真实性。“亲亲相隐”制度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对具有相隐关系的亲属不得提供证言，解决了因为考虑证人的身份进而怀疑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试想如果让妻子指证其犯罪，其证言的证明力及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如其让司法官员挖空心思来判断该证言的真实性，倒不如从根本上排除妻子指证丈夫以提供虚假证言的可能性；其次，现代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言词证据要经过法庭交叉询问，质证方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要让妻子面对着昔日恩爱丈夫，面对着旁听席上父母、子女，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谁又能保证不翻证？最后，中国古代确立“亲亲相隐”制度未必没有考虑证据问题。正如日本著名证据法学者松冈义正在分析源于中国的证人拒证权时认为：“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为原、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避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⑥
三、抛弃“亲亲相隐”制度之危害
“亲亲相隐”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封建主义垃圾已被我国当代法律所抛弃。但简单地抛弃并不代表其精神的消亡。笔者结合我国现行窝藏、包庇罪的司法现状。认为“亲亲相隐”制度被彻底否认和废除并不科学。禁止“亲亲相隐”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显端倪。
1、禁止“亲亲相隐”导致诉讼制度受到损害：首先是证人出庭率偏低。证人出庭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就有了众多人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设想用强制手段保证证人能出庭。然而在拒绝作证的证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有难言之隐。“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让一个在“熟人社会”里的证人去指证其亲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亲属憎恨，朋友厌弃，社会圈被阻断，群体凝聚力消失。法律对他们来说未免太过苛刻，这些证人不愿出庭的现象与我国抛弃“亲亲相隐”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受损。一旦证人拒绝作证，刑事诉讼法设置的证人证言需经当庭质证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成为一纸空文，交叉询问，控、辩双方对证人质证等进程无法实现，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刚刚建立就面临着崩溃，整个先进的诉讼制度面临灾难；第三，法律的权威性降低。禁止亲属相隐毕竟背离人性，背离人情，即使是忠诚与孝顺受到现代思潮冲击，人们仍然对背信弃义者敬而远之。法律设定任何人均有作证的义务其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背离人性的法律是“恶法”，强迫人们遵守“恶法”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在心里诅咒它，厌恶它，抵触它。这种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法律在公众的心目中的权威因此而扫地，而一旦法律规定被公众鄙视，法治社会的建设将更加艰难，依法治国的道路将荆棘重生。
2、禁止“亲亲相隐”导致变相株连现象出现。法律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意味着公众要在“亲情”与“大义”中作出选择，如果仅此为止倒也不为过。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窝藏、包庇者已经触犯刑法，对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等行为要受到刑法处罚，这就未免有点骄枉过正。意谓着知悉犯罪情况的人的亲属不能沉默，不能说谎，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躲在家里，不能供其吃喝、穿戴、不能让其外逃，不能在亲情、友情、爱情与国法之间作选择，只有一条路，向司法机关举报并如实指证亲人犯罪，否则就要受到刑事追究。实践中有大量的案件是丈夫犯罪，妻子窝藏，兄弟犯罪姐妹包庇，儿子犯罪父母资助逃亡天涯。当犯罪者被缉拿归案时，妻子、姐妹、父母均因窝藏、包庇、伪证等罪刑亦锒当入狱。笔者曾办理过多起类似案件，在这一类案件中因为亲情而使自己身隐囹圄不能不说是株连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当我们面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情形，面对老弱病残无助的眼神，面对父母均入狱而无力交纳学费的子女流落街头，甚至成为犯罪的后继者等等现象时，我们是否应当反思我们的法律设定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上是否具有正义性？
3、禁止“亲亲相隐”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刚刚从十年“文革”梦靥中醒来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为了“阶级斗争”与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划清界限，儿子可以坦然地批斗年迈的父亲，妻子可以义无反顾地出卖相濡以沫的丈夫，十几岁的少年带领红卫兵抄、砸自己成长的家庭，昨日互吐心声的至交一夜之间毅然决然地揭发你，只因为他们相信牺牲了亲情是为了江山社稷之“大义”。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被一个“斗”字所控制，其结果是加倍地满足了个人私欲的膨胀，“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动乱”的代名词。当私情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当传统的人伦关系被冲垮，当道德观、价值观出现了疯狂，社会也就失去了可以用“良风正俗”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文革”中的那些泯灭人性现象，正是禁止“亲亲相隐”所带来的后果。亲属必须作证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仍然被国家意志所认可，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不能不说是二千多年中国法学体系的悲哀。
4、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人权内容更加丰富，人权外延更加广泛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近期人权入宪说明我国的人权观念与宪法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的自证其罪权”“个人隐私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我们的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我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否则我们一边在高喊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又在法庭上痛斥窝藏、包庇者的情形将继续沿续，真正的符合人性的人权终究难以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攻击也将持续，法治社会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四、限度确立“亲亲相隐”制度之设想
笔者并不否认“亲亲相隐”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也无意认为该制度具有无上功能。在宗法制度下或三纲五常原则下其浓厚的封建色彩，等级观念、家长制度仍应受到批判。见义勇为，大义灭亲、行为高尚，仍应受到鼓励。但基于上文分析，笔者认为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明智，有限度地借鉴、继承才是其应有之义。笔者的设想是：
1、通过立法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学上使用“拒绝作证权”。对于拒绝作证的主体应确立在：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姻亲，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这一范围的确定，笔者认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若干年后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其“相隐”的范围将逐步缩小，诸如兄弟、姐妹等亲属日益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也将逐步减弱，它与我国古代“亲亲相隐”中突出的家长制，男尊女卑制等有着本质的区别。
2、应设置“拒绝作证权”例外情形。这一点中国古代也有体现，诸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国当代应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动摇统治基石的犯罪排除“相隐”之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亲属不得拒绝作证。
3、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拒绝作证权也应进行限制，鉴于当前“丈夫用权、妻子收钱”腐败现象突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职务犯罪，犯罪者的配偶不得拒绝作证。
4、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即除上述应受限制的罪行外，此类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人性乃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⑦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⑧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一旦被法律所确认，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了一个台阶，正如古人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
参 考 文 献
①《论语·子路》
②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唐律疏议》
④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⑤《付子·法刑》
⑥日.松冈义正著，张知本译《民事证据论》（上）第260页
⑦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⑧谈传隆：《“亲亲相隐”原则法制化仍待商榷》中国法学网。
淮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政府
淮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淮北市人民政府令
第41号
《淮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李 忠 金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淮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保障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城市文明建设，根据《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的城区和建制镇。
未设建制镇的镇、经济开发区、矿区、风景旅游区，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县、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房地产、工商、卫生、广播电视、园林、环境保护、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权利，负有维护市容整洁、保持环境卫生的义务，对破坏市容和环境卫生与损坏环境卫生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或者举报。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市容管理
第五条 城市中的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本市城市容貌标准。
第六条 城市中的照明、供电、给排水、供气、供热、道路交通、通讯、园林绿化、城市雕塑、防洪、防震等市政公用设施以及读报栏、亭棚、休息椅、体育锻炼器材等公共设施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其管理者应当加强维护和管理，保持设施的整洁、完好。
第七条 城市主要街道、重要地段、标志性建筑物和景观区域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应科学设置景观灯光设施。景观灯光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保持景观灯光设施的正常使用，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开启和关闭景观灯光设施。
第八条 城市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美观。
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所有者、管理者或者使用者应当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外部进行清洗、粉刷或者装饰。
临街破旧的建筑物和残墙、断垣、破壁及因拆迁造成毗邻建筑物的断面，其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及时拆除或者修复、遮挡并予以美化。
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临街建筑物的外部装饰和店面装潢，应当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九条 城市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前，由其所有者或者管理者选用透景、半透景的栅栏或者绿篱、花坛（池）、草坪等作为分界, 对不宜绿化的裸露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
街道两侧现有封闭式围墙， 围墙内绿化、美化较好的，应当限期拆墙透绿；绿化、美化较差的，应当将实体围墙改建成公民道德宣传文化墙，待绿化美化结束后，再拆墙透绿。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和公共场地开办集贸市场、摆摊设点、出店经营、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确需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或者临时摆摊设点、堆放物料，必须征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再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和环境卫生的情形下，城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特定路段（人行道、广场等）、时间段，允许摆设摊点。
严禁占用城市道路、广场、公共场地堆放破旧、毁损等影响市容的物品。
严禁占用城市道路、广场、公共场地晾晒物品。
第十一条 城市的工程施工现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占地范围内封闭作业；
（二）渣土及时清运，保持整洁；
（三）驶离工地的车辆保持清洁；
（四）施工用水按照规定排放，不得外泄污染路面；
（五）临街工地周围设置安全护栏和围蔽设施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六）停工场地及时整理并作必要的覆盖；
（七）工程竣工后，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八）工地的厨房、厕所符合卫生要求；
（九）施工现场应当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二条 在城市市区行驶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运输的液体、散装货物及垃圾，应当密封、包扎、覆盖，不得泄漏、遗撒。
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按规定停放，不得乱停乱放。
第三章 户外广告管理
第十三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应当符合本市城市容貌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文物保护单位、交通安全设施、风景名胜区及其控制地带，以及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规定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不得设置商业性户外广告。
第十五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牌、标语牌、画廊、橱窗、招牌、指示牌等，应当内容文明健康、语言文字规范、外型整洁美观、设置安全适度，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凡陈旧毁损、色彩剥蚀，影响市容市貌或者危及他人安全或公共安全的，其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及时整修、加固或拆除。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应当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户外广告监督管理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户外广告造型、装饰应美观新颖，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城区内设置的户外广告应做到同步亮化，亮化风格应当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第十七条 各类户外广告的设置应当符合相应的技术质量标准，不得粗制滥造，不得影响单位、居民的正常生活。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需要设置户外广告的，应当委托有户外广告经营资质的单位(以下简称户外广告发布者)代为发布。
第十九条 批准发布期届满的户外广告，其所有者或管理者应自行拆除，需延期使用的，应在期满前30日内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延期手续。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不得擅自在公共场所发放宣传品。
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张贴或者在公共场所发放宣传品等，应当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零星张贴宣传品，应当张贴在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设置或者指定的公共张贴栏中。
第二十一条 设置各类户外广告和宣传标语的悬挂、张贴以及设置宣传品（点）等占用城市空间资源的，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采取公开招拍方式，由市容环境卫生、财政等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环境卫生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标准；城市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分工负责。
第二十三条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城市中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书。
责任人应当按照责任书的规定，做好规定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工作，并自觉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内容：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乱停放、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等行为；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无污迹，无渣土，无废弃物、无蚊蝇孳生地等；
(三)保持绿化设施完好；
(四)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其整洁、完好。
第二十五条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具体范围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在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书中告知责任人；
无责任人的地段和城市公用设施，由相关单位按照职能和产权所有分别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责任人可采取下列两种方式履行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
（一）责任人自行履行；
（二）责任人出资委托履行。责任人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的具体工作委托给市容环境卫生作业企业承担，费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责任人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不转移。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公共环境卫生，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便溺，不得乱扔果皮、烟头、纸屑、包装袋、饮料瓶、口香糖等废弃物，不得焚烧垃圾和冥纸；
（二）不得沿街道鸣放鞭炮、抛撒冥纸；
沿街餐饮店应当规范经营，实行前厅后作，禁止炉具及其他经营设施出店，禁止乱泼污水、油烟扰民。
第二十八条 城市生活废弃物实行袋装，按照规定的时间、核定的数量放置在指定地点。
第二十九条 科研单位、医院、疗养院、屠宰场、肉类加工厂、生物制品厂等产生的带有病毒、病菌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弃物以及含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将其混入城市生活废弃物或者任意堆放、倾倒、焚烧。
第三十条 城市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和食用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家禽家畜的，应当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拆迁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装饰装潢或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余泥、余灰、余渣及其它废弃物；建筑垃圾管理，是指对建筑垃圾的收集、运输、消纳、处置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市城区范围内所有单位和居民进行各种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扩建(包括旧城改造、市政道路建设)、装潢、维修和拆迁等工程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向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按要求运送到指定的处置地点，不得任意倾倒；无力运输的，应委托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实行有偿代运，有偿代运的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三十三条 建设或施工单位和居民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不需办理手续的维修装饰工程在施工前)，应主动向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建筑垃圾清运计划。建筑垃圾处置费用应纳入工程预算。
第三十四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各类工程，其建设或施工单位(个人)在工程开工前应携带施工基础图纸等相关资料，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证》，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核发《建筑垃圾处置证》。《建筑垃圾处置证》不准出借、出租、涂改、伪造、倒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三十五条 建筑垃圾有偿代运单位要根据协议要求，及时清运工程施工中的建筑垃圾，工程竣工后7日内要将工程遗留建筑垃圾全部清除干净。
第三十六条 凡需要回填工程基坑、洼地等需要受纳建筑垃圾的，受纳单位和个人应当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实行统一安排，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设置建筑垃圾弃置场地。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场地，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不得影响交通及市容环境卫生。
第三十七条 供电、电信、煤气、供水、排水、道路养护、绿化等工程在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后，应在开工前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证》后方可开工。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24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第三十八条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车辆，应性能良好，手续齐全，装载规范，并按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到指定场地弃置建筑垃圾。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及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标准及各项规定，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
第四十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本办法规定的批准、同意事项，应当公开程序，并自接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不予批准、同意的，应当书面答复申请人。
依照本办法规定，应当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先予批准、同意的事项而未经批准、同意的，其他有关部门不得办理批准手续。
第四十一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市容环境卫生行政执法监督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破坏市容和环境卫生与损坏环境卫生设施以及市容环境卫生行政执法人员违法执法的行为，可以向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举报事项应及时进行调查，并于5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告知举报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给予警告，并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反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摆摊设点、出店经营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以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一条规定，城市施工现场不符合规定，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悬挂、张贴宣传品的，每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第五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破坏公共环境卫生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给予警告，并可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的，处以5元以上25元以下的罚款；
（二）随地便溺、乱扔其他废弃物、焚烧垃圾和冥纸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第三十条规定，未经批准在市区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对违反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建设、施工单位和个人，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违法行为人拒不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不依法进行调查处理的；
（二）违法批准或者同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事项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纠正违法行为的；
（四）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中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或者侵占、私分财物的；
（五）违反行政执法的有关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