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与指引------律师析述“甬温”动车出轨遇难者赔偿案

自723特大动车事故发生后，可以说全国人民的心都随之沉痛，举国沉思，悲恸难耐，事件的进展无时无刻都在牵动着民众的思绪，目不暇接地盯注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动车脱轨特大事故的抢救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必然进入安抚和善后赔偿阶段。“铁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不同于其他事故赔偿，在“举证责任”、“赔偿程序”、“赔偿时效”等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为更好地协助各方妥善处理事故，多年从事赔偿诉讼的律师，根据《民法通则》、《铁路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整理铁路事故处理相关程序的选择、赔偿依据的适用、赔偿标准的确认、赔偿范围和时效涉法等内容，供相关方参考。
一、法律定性：
“铁路交通事故”是指火车、地铁、有轨电车等带有铁轨的车辆在运行和调车作业中，发生的旅客人身伤亡和行李损失、运输货物的损失以及因发生上述车辆与其他车辆相撞、撞轧行人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铁路交通事故”可以分为“路内事故”“路外事故”两种，“路内事故”是指旅客或者货物在运输期间内发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包括旅客伤亡事故、行李损失事故以及货物损失事故等。“路外事故”是指铁路列车在运行或调车作业中，发生火车撞轧行人，与其他车辆相撞等情况，导致人员伤亡、车辆损坏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事故。
本案情况属于铁路交通事故中的路内事故，也可称之为旅客运输事故。
1、事故等级：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八条规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列车脱轨辆数、中断铁路行车时间等情形，事故等级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铁路交通事故等级”可分为“行车事故等级”、“铁路旅客人身伤害事故等级”、“行李包裹损失事故等级”、“货物运输事故等级”和“路外伤亡事故等级”五类；
“行车事故等级”：按照事故的性质、损失、对行车造成的影响，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重大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较大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2、铁路法规定的铁路事故及伤亡类别可分：“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包括“旅客伤亡”和“路外伤亡”。
二、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主体：
事故中受伤的旅客、事故中遇难死亡者的法定继承人、其他近亲属、被抚养人为赔偿权利人；赔偿权利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与赔偿事宜的协商处理。
铁路运输企业（D301\D3115客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为赔偿义务人。
法律指引：《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第一条（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
二、损失范围确认：
1、人身伤亡赔偿的范围、标准：
《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身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残疾辅助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如有一死者的家属致少获得赔偿额可根据浙江省2011年度人均27359元×20=547180，丧葬费为15325元，此两项合计562505元，未计精神抚慰金，未计算保险金，如果有被抚养人的话，一般都超过600000元，外加保险金，至少能获赔到八十到九十万元。
2、《铁路法》规定，“实际损失”是指因灭失短少的货物、包裹、行李，按照期实际价值赔偿；对变质、污染、损坏降低原有价值的货物、包裹、行李，可按照其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加工、修复费用赔偿；货物、包裹、行李的赔偿价格按照托运时的实际价值计算，实际价值中未包含已支付的铁路运杂费、包装费、保险费、短途搬运费等费用的，按照损失部分的比例加算。
三、举证倒置：
铁路交通事故案件的举证责任由赔偿义务人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也就是法律上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首先从法律上推定铁路运输企业对事故发生有过错，只有铁路运输企业能够举证证明其具备法定的免责事由的，方可免除赔偿责任，否则，须依据法律规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一点不同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由赔偿权利人承担举证证明机动车对发生事故有过错的规定。
铁路运输中发生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造成的；（二）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
四、选择适法：
从事故本身的基础法律事实查知，此属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但涉及到人身伤亡的，可以由受害人根据情况选择适用合同或侵权责任法及民法通则，《合同法》122条规定，权利人(伤亡旅客)可选择要求铁路方面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依《侵权责任法》按人身损害向铁路方面主张侵权赔偿。
五、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
1、责任认定：
铁路运输造成旅客伤亡的责任认定具有复杂性，依据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从事的铁路运输行业，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世界各国都将其列为高危作业，根据利之所在损之所归的原则，法律确定铁路运输交通事故造成旅客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责任，我国相关行政法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是限额赔偿，也是造成本次赔偿方案广受质疑的因素之一。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从旅客自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四十。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
2、保险货物损失的赔偿：
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损失，对不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免责范围的，适用《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托运人、收货人先行赔付后，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应按货物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按照支付的保险金额向铁路运输企业追偿，因不足额产生的实际损失与保险金额的差额部分，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应按限额承担赔偿责任的，在足额保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追偿额为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限额，在不足额保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的追偿额在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限额内按照投保金额与货物实际价值的比例计算，因不足额保险产生的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限额与保险公司在限额内追偿的差额部分，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
3、旅客伤亡的保险责任与运输责任：
在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发生旅客伤亡，属于铁路旅客意外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的，铁路运输企业支付保险金后，对旅客伤亡不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免责范围的，铁路运输企业还应当支付赔偿金。
4、责任期间：
自旅客持有效车票进站时起到旅客出站或者应当出站时止，包括旅客在候车室内休息期间。
六、索赔时效：
对旅客伤亡，向铁路运输企业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一）项1年的规定，自到达旅行目的地的次日或者旅行中止的次日起计算。对于受伤旅客的赔偿一般应当于治疗结束或者死者尸体处理完毕后进行，由受害旅客或者继承人，代理人提出旅客伤亡赔偿要求，并出具治疗医院的结账清单和其他证明。对旅客携带行李的赔偿，由旅客或者其继承人、代理人向铁路运输企业提出可以确认的依据，办理程序和人身伤亡程序同时进行，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七、赔偿管辖：
赔偿权利人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由“事故发生地”、“列车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赔偿权利人依照合同法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予以人身损害赔偿的，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八、索赔程序：
由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事故处理站负责接待，事故处理站接到赔偿要求后，召集事故处理委员会成员开会，协商处理方案，拿出处理意见，经责任单位所属分局同意后，编制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或推携事行李损失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一式五份，参加会议的各方无异议后签字确定，然后由事故处理站将上述材料和其他证据一并报送主管局，主管局批复后，通知旅客或死亡旅客的继承人、代理人等接受赔付。
九、疑点突显：
1、“雷击”造成事故的就法本身很违法：
有关部门将事故初步归结为雷击导致，意味着是不可抗力因素。《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铁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规定，凡因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工务设备损坏造成行车重大事故时，属于下列情况的，列工务部门其他事故，不影响安全成绩。由于风、沙、雨、雪等自然影响，以目前科技水平事先无法预测，或虽能预测，但人力无法抗拒的灾害。
从事故调查主体、调查内容、组织机构、报告程序等多方面看，有关部门高调陈词此次事故因雷击所致的结论不可靠，系违法定性。723特大事故的结论尚未最终确定，相关部门高调公布系雷击所致，这样的说法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根据《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察机关等单位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认为必要时，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事故调查，并在下列调查期限内向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或者铁路管理机构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期限为60日；事故调查处理需要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鉴定或者对铁路设备、设施及其他财产损失状况以及中断铁路行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技术鉴定或者评估。技术鉴定或者评估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事故调查报告形成后，报经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或者铁路管理机构同意，事故调查组工作即告结束。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或者铁路管理机构应当自事故调查组工作结束之日起15日内，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制作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是事故赔偿、事故处理以及事故责任追究的依据。可见公布“雷击”造成事故原因的程序、主体、内容、方法均不合法。
2、赔偿限额与法律冲突识别：
铁路运输交通事故的赔偿应当采用综合赔偿办法，国务院《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限额赔偿与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或不一致，应当依据立法法规定，适用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规定，试行就高赔偿的标准。
条例规定：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但本条例同时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前款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事故造成铁路运输企业承运的货物、包裹、行李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除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外，事故造成其他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赔偿。事故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者请求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或者铁路管理机构组织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针对铁路运输交通事故的赔偿，采取自愿原则，并非强制限定，此次特大事故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为尽快修复受害者家庭的伤痛，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坚持就高不就低的赔偿原则，以切实体现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宗旨。
3、五评“签约得奖”：
有关部门为尽快处理事故，采取承诺签约得奖的做法很可笑。一来责任还未得到法定结论，赔偿基础不存在，依据法律规定，赔偿是在责任划分清楚的前提下进行，责任未清，赔偿必然无法可依；二来赔偿标准尚未统一，依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同一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应当按相同的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有关部门确定的基数也未得到赔偿权利人的认同，处于异议阶段，这种承诺难以得到伤者家属的认同；三来把生命价值等同于普通商品讨价还价，令人生恶，签约就多给，不签就少给，这是拆迁案件中拆迁人采取的手段，被铁道部拿来要挟受伤者，社会民众难以承受；四来为生命开价奖励措施突显政府对生命的极不尊重；五能从中看得出铁方利用民众对法律的不解，诱使受害人签约不平等条款，谋划“个个击破”的即定事实，激化受害者之间的痛苦，给未签约者制造人为障碍，想方设法急于脱出困局，丝毫不考虑伤者的情绪，其用心良苦。
我国死刑制度现状及思考
山西财经大学 赵华栋

概要
死刑制度自古以来一直是刑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死刑本身的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死刑的存废以及死刑制度的取向一直都是理论上和立法上的热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的。作为一种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部分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调整,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要通过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介绍和分析,以求对我国的死刑制度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进而对现行死刑制度进行一些有益的思考,以为某种借鉴。
本论文从结构上讲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从死刑的概念、基本特征、功能等方面论述了死刑的基础理论。随后，通过保留死刑、限制死刑、死刑执行三方面对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予以介绍。进而，对我国的死缓制度、经济犯罪等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一些完善措施。
学识所限,欠缺之处在所难免,望不吝赐教。

正文
一、 死刑概说
（一）、死刑的概念
何为死刑，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死刑的概念,不同的法学家根据某一方面有不同理解。较通用的是：“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1笔者采此观点。“死刑”英文为Todesstrafe;punishment by death;death penalty或capital punishment，即最大、最重的刑罚。因死刑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为内容,故又称生命刑。因生命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身一切利益和权利的载体，生命权是人的“权利之王”，故死刑也称极刑。
（二）、死刑的基本特征
由于死刑也是刑罚方法的一种，则其必然具有刑罚方法的一般特征，但同时死刑也具有其有别于其他刑罚方法的独特的规定性和固有特征，本文着重从后者予以论述。
在所有的刑罚方法中，死刑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最大的严厉性无疑是死刑区别于其他刑罚方法的基本特征。死刑独特的严厉性主要体现在：
1、 死刑所剥夺的是犯罪分子最重要的权利
在当今社会，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但是在这一权利体系中，各种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又是不同的，有的可有可无，人们很少行使，有的重要无比，须臾不可缺少，如人的生命权利。众所周知，生命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权利都是依附于生命权利的，自然人一旦丧失了生命，也就丧失了一切。
刑罚的属性表现为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而这种惩罚最终又归结到对犯罪分子某些权利的剥夺上，某种刑罚所剥夺的权利愈多及对个人愈重要，这种刑罚便愈严厉。死刑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还要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是，一旦适用死刑，犯罪分子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生命权利，而且依附于生命权利的人身权利及其他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权利也基本上都不存在。因此，相比财产刑、自由刑等其他刑罚方法，死刑无疑是最严厉的。
2、 死刑对犯罪分子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判处刑罚势必会对犯罪分子造成某种痛苦，同时其痛苦的大小也因刑罚方法的不同而异。一般来讲，这种痛苦是与刑罚的严厉程度成正比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刑罚愈严厉，犯罪分子所承受的痛苦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死刑给犯罪分子施加的痛苦是其他刑罚方法所望尘莫及的。死刑的适用便意味着犯罪分子生命的终结，面对这一可怕的后果，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犯罪分子都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故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
3、死刑的适用对犯罪分子来讲是不可逆的
犯罪分子一旦被适用死刑，欲恢复执行前的状态是绝无可能的。这源于生命的不可恢复性，生命一旦丧失便意味着永远丧失。而财产刑可以通过返还财产，自由刑可以通过释放来弥补，对死刑来讲，这种挽回是不现实的。基于这一特性，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
建立在死刑这一基本特征基础上的最大惩罚性、最大威慑性等也是死刑的特征，所有这些特征共同界定死刑。
（三）、死刑的功能
刑罚具有两大功能，既惩与戒，刑罚惩罚罪犯，防止受刑犯和潜在犯侵害社会。死刑作为刑罚方法的一种，也正是这两方面的主要功能。死刑对罪犯的惩罚功能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刑法规定通过适用死刑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体现其惩罚功能。另外，死刑还有预防功能，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死刑的特殊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使其不能重新犯罪。在所有的刑罚方法中，死刑的特殊预防功能是无可企及的，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死刑的一般预防功能，即预防社会上不稳定分子实施犯罪的作用，其所作用的对象一般包括这三类人员：一是也有犯意即企图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这些人怀有犯罪意图，正在等待犯罪时机，由于为死刑的强大的威慑力所震慑，始终不敢把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最后主动或被迫放弃犯罪意图。二是犯罪的被害人及其亲属，这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罪犯的严重侵害，容易产生强烈的愤怒情绪和报复欲望，通过死刑的适用，使犯罪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就能安抚被害者的愤怒和哀伤，打消其报复的念头，使其不致走上犯罪道路。三是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有重大误解的人，对那些不知法而可能犯杀身之罪的法盲，死刑判决就是他们学习法律，防止沦为死囚的最好教科书。
二、我国死刑制度现状
（一）、保留死刑
1、死刑存废争论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一直以来，死刑都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未受到质疑。直到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出版一书。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贝氏对死刑的依据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一次大的争论。主存论与主废论围绕着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死刑是否违宪，死刑是否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主义，死刑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死刑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2这一争论波及到世界上所有国家，涉及到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以至哲学等学科领域。
2、我国所持基本观点及原因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死刑思想确立的。毛泽东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这一基本思想，这是因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我国具有重刑传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尤为强调死刑的惩戒和震慑作用。历史与现实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废除死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同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报应观念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广大民众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强烈的报应观念，“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刑的安抚、平息作用在一定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社会治安形势依然比较严重，犯罪呈现国际化、暴力化、智能化的走势，保留死刑有利于惩治这些犯罪，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保留死刑也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的惩罚、威慑、预防和安抚作用，对实现刑罚目的有着重要意义，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3、我国现行刑法保留死刑的情况
1997年刑法中，死刑适用的范围较广，罪名较多，共涉及70个罪名。
从罪名的分布来看，刑法分则的十章中，有九章都规定有死刑，占章数的90%。再从每章的具体分布来看，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共7个罪名，即第1至第7，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0%；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共14个罪名，即第8至第21，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0%；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17个罪名，即第22至第38，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4.3%；第四章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共6个罪名，即第39至第44，占死刑罪名总数的8.6%；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共2个罪名，即第45至第46，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共8个罪名，即第47至第54，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1.4%；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共2个罪名，即第55至第56，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共2个罪名，即第57至第58，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共12个罪名，即第59至第70，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7.1%。因此死刑适用数量的排列序顺应为：第一位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位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第四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五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六位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位是侵犯财产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
从死刑罪名占该章罪名总数的比例来看，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占58.3%；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占33.3%；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占18.1%；第四章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占16.2%；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占16.7%；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6.7%；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占9.5%；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占16.7%；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占38.7%。因此，其由高到低的排序则为：第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第三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是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第六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是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八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此外，从罪名的单一性和选择性上看，单一罪名有46个，占65.7%；选择罪名有24个,占34.3%。
（二）、限制死刑
1、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讲，尤其在盛世，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博取“民心”，尤其注意贯彻“慎刑”思想，如唐代实行“三复奏”甚至“五复奏”。历代对死刑都采取审慎的态度，新中国对其进行了合理继承。其次，从现实上讲，限制死刑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同时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及技术的不先进性，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防错杀是必不可少的。再者，从死刑本身讲，死刑的威慑力来源于死刑适用的必要性和谨慎性，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谨慎用刑，才能起到其应有作用。另外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必须严防错杀，以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2、具体限制
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死刑予以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限制
《刑法》第48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而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界定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即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从刑法分则看，对于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及其情节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故意伤害罪只限于“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可适用死刑，除此以外，无论情节怎么严重都不能适用死刑。刑法分则中，除极个别的以外，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限制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法律明确规定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这两类人排斥于死刑适用对象之外，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前者主要考虑其尚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心理可塑性强，应着重教育改造。后者则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原则。
（3）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的独创。《刑法》第48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即对应判处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给一个缓冲的机会。若在两年中：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死缓制度大大缩小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
（4）从适用程序上限制
首先从案件的管辖上讲，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基层人民法院无权审理死刑案件，当然也就无权适用死刑。从辩护上讲，《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充分体现了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在核准程序上，《刑法》第48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客观上限制了死刑数量，保证了办案质量。另外，《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些规定，从审理、复核、核准程序上作了严格的限制，保证死刑最大限度得到正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