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


林场综字[2006]14号

关于印发《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十一五”工作思路和2006年工作要点》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大连、宁波、厦门、青岛市林业局，深圳市农林渔业局：
在两个五年规划交替的关键时期，国家林业局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实施一个战略，实现一个转变，建设两大体系，抓住六个关键，推进林业又快又好发展”的林业建设发展思路，全面部署了林业“十一五”工作, 对林木种苗、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我站研究提出了“十一五”林木种苗、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工作的基本思路，制定了2006年工作要点，现印发你们，请各地根据实际研究参考，共同努力做好工作，确保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二ОО六年四月四日


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
“十一五”工作思路和2006年工作要点

“十一五”林木种苗、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林木种苗、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林业决定和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两大体系建设和实现林业“又快又好发展”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强化科学创新和科学管理，全面提升林木种苗、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建设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科学化、法律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为推进我国现代林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林木种苗工作方面
“十一五”基本工作思路是：强化林木种苗对林业发展基础地位的认识，坚持以种为本和以良种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向，坚持依法治种、科技兴种，全力推进林木种苗建设由数量保障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巩固和完善现有林木种苗生产供应体系的基础上，到2010年，使我国林木种苗的基地供种率和良种使用率分别达到70%和50%。具体措施：
一是必须把国家林木种苗建设工作的重点，全面调整到加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加快林木良种选育与推广、强化种源选择与管理、注重种苗遗传品质、提高林木种苗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林业种苗在促进森林培育和提高生态治理成效和林业产业发展后劲中的实际贡献率上来，使林木种苗真正成为促进林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是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种苗生产建设管理体制，强化种苗管理机构行政管理职能，按照管好种子，放活苗木的要求，把种质资源保护和林木良种选、育、引、繁以及种子贮备等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发展；把苗木生产全面推向市场，不断提高苗木、生产的产业化、市场化水平。
三是必须进一步争取和完善国家对林木种苗扶持的相关政策，建立完善国家对林木种苗各类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是必须进一步加强林木种苗的法制建设，加大林木种苗行政执法和质量监督的力度，规范林木种苗市场秩序。
五是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对林木种苗生产供应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引导，提高种苗市场供求信息以及种苗技术等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2006年的重点工作是：
1、按照《种子法》的要求，组织编制好《全国林木种苗“十一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启动国家重点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和林木良种工程建设项目，强化林木良种工作的基础。
2、进一步完善《种子法》配套法规，完成《林木种子贮备管理办法》、《林木种苗质量管理办法》、《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等的制定，加强法制建设。
3、积极推进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在继续组织开展林木种质资源清查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全国林木种质资源保护方案》，并组织做好相关的试点工作，按照合理布局的要求，积极推动国家级种质资源保存库建设。
4、加快林木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全面收集调查我国林木良种选育基本情况，科学制定我国主要造林树种良种选育、生产、推广体系的建设方案，起草《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林木良种工作的意见》，指导各地林木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推进种源试验和林木良种选育工作，开展建立林木种源认证制度的调查研究，加强林木品种审定工作，努力推进我国林木良种的进程。
5、进一步加强林木种苗行政执法管理，规范种苗市场秩序，强化对林业重点工程林木种苗质量的检查监督工作。进一步将种苗质量管理由主要注重形态指标、生理指标监管逐步向种源品质监管延伸。在造林季节开展质量监督检查，避免出现哄抬苗木价格、品种炒做、假冒伪劣种苗坑农害农现象发生，以依法治种促进林业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加强对现有种苗工程在建项目的管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种苗工程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后规范管理的办法，拟以局名义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种苗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落实《林木种苗工程管理办法》，加强对种苗工程项目的监管和指导，强化种苗工程项目的检查、监督和验收工作。开展对国有苗圃改革问题的调研，提出改革思路和方案。
7、进一步加强林木种苗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市场信息调度与服务，加强种苗信息网络建设；系统收集整理种苗基础数据，摸清良种壮苗生产供应能力，监测良种壮苗的供应与使用情况，搞好种苗生产供应中长期预测预报工作。
二、国有林场工作方面
“十一五”基本工作思路是：按照国务院即将批转的《关于深化国有林场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全面扎实推进国有林场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分类经营的新型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好当前国有林场面临的主要困难和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把国有林场的主要建设方向切实调整到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上来，加强森林培育管理，全面提升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的质量和各项产业发展的社会化水平，充分发挥国有林场在我国现代林业建设中骨干、带动和示范作用，把国有林场真正建设成为国家坚强的绿色生态屏障和后备森林资源培育的重要基地。
2006年的重点工作是：
1、组织实施好国务院即将转发的《关于深化国有林场改革的实施意见》，认真贯彻落实好各项改革措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积极协调好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召开全国国有林场改革工作会议，对林场改革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重点督促和帮助各地在以下方面取得实际进展：一是推动各地根据文件精神，尽快提出各省区贯彻落实林场改革的具体方案，并结合实际制定出生态公益型林场和商品经营型林场的具体划分标准，尽快组织完成两类林场的界定工作；二是促进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全力做好生态公益型林场重新核定编制和将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的有关政策落实工作；三是协助各地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把妥善安置生态公益型林场分流职工的工作落到实处；四是督促各地不折不扣地抓好林场职工养老保险的落实工作，切实帮助国有林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
2、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制定新的国有林场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核算制度；二是研究提出解决国有林场债务问题的具体政策；三是协调落实将生态公益型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具体办法；四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制定《贫困国有林场脱贫规划》，加强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贫困国有林场脱贫步伐。
3、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国有林场管理办法》，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制定《国有林场条例》，为依法管理国有林场提供法律依据。
三、森林公园工作方面
“十一五”基本工作思路是：强化森林公园建设在保护和管理国家森林风景资源，充分发挥林业多功能、多效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森林多种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把森林公园建设纳入我国现代林业建设发展的总体目标加以推进，从根本上改变其仅仅作为林业多种经营附属产业的地位。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和“以人为本、严格保护、统筹规划、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全面加快森林公园建设发展的步伐。坚持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促进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在强化资源管理的基础上，以提高规模和效益为核心，大力推动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森林旅游产业发展，把森林公园建设成为促进林业自然保护、推进林业产业发展、弘扬社会生态文化的坚强阵地。力争到2010年，全国森林公园总数达到2800处，年森林旅游人数达到4亿人次。具体措施：
一是在合理调整森林资源主导功能利用方向的基础上，全面加快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的步伐。在组织对林业建设区划范围内各类森林风景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把环境优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对集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具备一定区位条件的森林地域，尽可能地明确为以景观和游憩利用为主的特种用途林，纳入森林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范围，实行科学的专类经营和主导目标利用。进一步提高我国以景观游憩利用为主的森林比重，不断扩大为公众开展户外游憩活动服务的森林空间。
二是加强对林业建设区划范围内各类森林自然风景资源的保护管理，在进一步对我国多样化的森林风景资源进行科学分类和评估的基础上，编制《国家重要森林景观遗产保护目录》，明确具体的保护对象和范围，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逐步建立对国家重要森林景观遗产资源的保护管理档案，对各类开发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三是加强对森林公园建设和森林风景资源保护的法制化建设。加快制定《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的步伐，将森林公园建设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四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利于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把森林公园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管理，同时将森林旅游产业全面推向市场。要进一步理顺资金投入的渠道，加大建设投入的力度，全面提升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产业的规模和效益水平。
五是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体系，不断提高森林公园建设管理和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利用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森林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的重点工作是：
1、下发《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快森林公园发展的意见》，全面贯彻意见精神，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森林公园发展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和宗旨，加快森林公园发展与改革的步伐。
2、编制《国家重要森林风景资源保护目录》，年内公布第一批保护目录名单，明确保护对象和保护措施，加强森林风景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3、举办2006中国森林旅游博览会，宣传林业保护、建设成就，扩大森林公园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并为森林公园的宣传、交流和招商引资提供良好平台。
4、加快森林公园法制化、标准化建设步伐。完成《森林公园管理办法》（修订）工作，配合《森林法》修改，在《森林法》中增加森林公园的相关法律条文；制定《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行业标准。
5、积极争取国家对森林公园基本建设的投入。在理清国家对森林公园建设投入方向的基础上，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部委的工作，争取在投入上有所突破。
四、队伍和机关建设方面
为全面完成林木种苗、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十一五”建设目标和2006年各项工作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我站干部队伍和机关建设。总的工作要求是，按照局党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深入开展先进性教育，不断提高队伍素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机关“五大建设”，努力争创“三个一流”，建设“四型机关”，争做“五个模范”。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林业的中心任务，不断深化林业形势任务教育，进一步把干部职工的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林业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推进林业又快又好发展上来。要进一步加强班子建设，形成干部队伍梯次配备。努力营造民主、务实、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工作氛围，把我站建设成为一个重学习、善思考、作风硬、能战斗集体，为完成好新时期林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而努力奋斗。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