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试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
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试行）
（2006年7月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主席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企业工会工作，发挥企业工会团结组织职工、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根据《工会法》、《劳动法》和《中国工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企业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基层组织，是工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是企业工会会员和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第三条 企业工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团结和动员职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贡献。
第四条 企业工会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依法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协调企业劳动关系，推动建设和谐企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五条 企业工会在本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和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关心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热忱为职工群众服务，努力建设成为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活跃、作用明显、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
第二章 企业工会组织
第六条 企业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加入工会，维护职工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七条 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企业建立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工会委员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企业的会员按地域或行业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同时按有关规定建立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企业工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工会主席是法定代表人。
企业工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或将工会工作机构合并、归属到其他部门。
企业改制须同时建立健全工会组织。
第八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企业工会的权力机关，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经企业工会委员会或三分之一以上会员提议可临时召开会议。
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会员代表实行常任制，任期与企业本届工会委员会相同，可连选连任。
会员在一百人以下的企业工会应召开会员大会。
第九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
（一）审议和批准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审议和批准工会委员会的经费收支情况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选举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四）听取工会主席、副主席的述职报告，并进行民主评议。
（五）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或者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
（六）讨论决定工会工作其他重大问题。
第十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与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须分别行使职权，不得相互替代。
第十一条 企业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选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批准，每届任期三年或者五年。
大型企业工会经上级工会批准，可设立常务委员会，负责工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其下属单位可建立工会委员会。
第十二条 企业工会委员会是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会员监督。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企业工会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关工作机构或专门工作委员会、工作小组。
工会专职工作人员一般按不低于企业职工人数的千分之三配备，具体人数由上级工会、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协商确定。
根据工作需要和经费许可，工会可从社会聘用工会工作人员，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干部队伍。
第十四条 企业工会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要问题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第十五条 企业工会委员（常委）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或决定以下问题：
（一）贯彻执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和党组织、上级工会有关决定、工作部署的措施。
（二）提交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和向党组织、上级工会的重要请示、报告。
（三）工会工作计划和总结。
（四）向企业提出涉及企业发展和职工权益重大问题的建议。
（五）工会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及重大财务支出。
（六）由工会委员会讨论和决定的其他问题。
第十六条 企业生产车间、班组建立工会分会、工会小组，会员民主选举工会主席、工会小组长，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第十七条 建立工会积极分子队伍，发挥工会积极分子作用。
第三章 基本任务和活动方式
第十八条 企业工会的基本任务：
（一）执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工会的决定。
（二）组织职工依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和其他形式，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检查督促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议的执行。
（三）帮助和指导职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定额、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与企业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监督集体合同的履行。调解劳动争议。
（四）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攻关、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岗位练兵、技术比赛等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五）组织培养、评选、表彰劳动模范，负责做好劳动模范的日常管理工作。
（六）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职工学习文化、科学和业务知识，提高职工素质。办好职工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开展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七）协助和督促企业做好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和保险福利等方面的工作，监督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参与劳动安全卫生事故的调查处理。协助企业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做好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八）维护女职工的特殊利益。
（九）加强组织建设，健全民主生活，做好会员会籍管理工作。
（十）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管理好工会资产和工会企（事）业。
第十九条 坚持群众化、民主化，实行会务公开。凡涉及会员群众利益的重要事项，须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工作计划、重大活动、经费收支等情况接受会员监督。
第二十条 按照会员和职工群众的意愿，依靠会员和职工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工会活动。
第二十一条 工会召开会议或者组织职工活动，需要占用生产时间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的同意。
工会非专职委员占用生产或工作时间参加会议或者从事工会工作，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工资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第二十二条 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建立会员评议建家工作制度，增强工会凝聚力，提高工会工作水平。
推动企业关爱职工，引导职工热爱企业，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第四章 工会主席
第二十三条 职工二百人以上的企业工会依法配备专职工会主席。由同级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工会主席的，应配备专职工会副主席。
第二十四条 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由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在充分听取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提名。工会主席按企业党政同级副职级条件配备，是共产党员的应进入同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专职工会副主席按不低于企业中层正职配备。
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由会员民主推荐，报上一级工会同意提名；也可以由上级工会推荐产生。工会主席享受企业行政副职待遇。
企业行政负责人、合伙人及其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
第二十五条 工会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企业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出现空缺，须按民主程序及时进行补选。
第二十六条 工会主席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热爱工会工作。
（二）具有与履行职责相应的文化程度、法律法规和生产经营管理知识。
（三）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热心为会员和职工服务。
（四）有较强的协调劳动关系和组织活动能力。
第二十七条 企业工会主席的职权：
（一）负责召集工会委员会会议，主持工会日常工作。
（二）参加企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有关生产经营重大问题的会议，反映职工的意愿和要求，提出工会的意见。
（三）以职工方首席代表的身份，代表和组织职工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四）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
（五）代表和组织职工依法监督企业执行劳动安全卫生等法律法规，要求纠正侵犯职工和工会合法权益的行为。
（六）担任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主持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七）向上级工会报告重要信息。
（八）负责管理工会资产和经费。
第二十八条 按照法律规定，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
罢免工会主席、副主席必须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非经会员大会全体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过半数通过，不得罢免。
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新任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应在一年内参加上级工会举办的上岗资格或业务培训。
第五章 工作机制和制度
第三十条 帮助和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代表职工与企业协商确定劳动合同文本的主要内容和条件，为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提供法律、技术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监督企业与所有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工会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规定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应提出意见并要求企业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工会应对企业经济性裁员事先提出同意或否决的意见。
监督企业和引导职工严格履行劳动合同，依法督促企业纠正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依法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和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等专项集体合同。
工会应将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定额、保险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等问题作为协商重点内容。
工会依照民主程序选派职工协商代表，可依法委托本企业以外的专业人士作为职工协商代表，但不得超过本方协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小型企业集中的地方，可由上一级工会直接代表职工与相应的企业组织或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劳务派遣工集中的企业，工会可与企业、劳务公司共同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第三十二条 工会发出集体协商书面要约二十日内，企业不予回应的，工会可要求上级工会协调；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集体协商的，工会可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依法处理；企业违反集体合同规定的，工会可依法要求企业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 企业工会是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日常工作。
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经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职工代表大会中的一线职工代表一般不少于职工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女职工、少数民族职工代表的比例一般不低于本企业女职工、少数民族职工所占比例，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要有相应的代表。
第三十四条 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职权：
（一）听取审议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重组改制等重大决策以及实行厂务公开、履行集体合同情况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审议通过集体合同草案、企业改制职工安置方案。审查同意或否决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和企业规章制度。
（三）审议决定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重大事项。
（四）民主评议监督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提出奖惩任免建议。
（五）依法行使选举权。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职权：
（一）制定、修改企业章程。
（二）选举、罢免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三）审议决定经营管理以及企业合并、分立、变更、破产等重大事项。
（四）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等法律法规、实行厂务公开、执行职代会决议等情况。
（五）审议决定有关职工福利的重大事项。
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职权：
（一）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审议通过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重大问题的方案和企业重要规章制度、集体合同草案等。
（三）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等法律法规、实行厂务公开、履行集体合同和执行职代会决议、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处分和辞退职工的情况。
（四）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规章制度规定及企业授权和集体协商议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五条 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应有全体职工代表或全体职工三分之二以上参加方可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进行选举和作出重要决议、决定，须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职工代表或全体职工过半数通过。
小型企业工会可联合建立区域或行业职工代表大会，解决本区域或行业涉及职工利益的共性问题。
公司制企业不得以股东（代表）大会取代职工（代表）大会。
第三十六条 督促企业建立和规范厂务公开制度。不同类型企业可从实际出发，确定本企业厂务公开的具体内容。
第三十七条 凡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的公司制企业，工会应依法督促企业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人选由企业工会提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对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负责。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一般应分别作为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候选人。
第三十八条 建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职工人数较少的企业应设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对企业执行有关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护、保险福利等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群众监督。
第三十九条 建立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生产班组中设立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建立完善工会监督检查、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建档跟踪、群众举报等制度，建立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责任制。依法参加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和其他严重危害职工健康问题的调查处理。协助与督促企业落实法律赋予工会与职工安全生产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紧急避险权。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中的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进行监督。
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工会应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工会有权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
第四十条 依法建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企业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企业工会。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的人数不得少于调解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建立劳动争议预警机制，发挥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预防功能，设立建立企业劳动争议信息员制度，做好劳动争议预测、预报、预防工作。
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积极同企业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协助企业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第四十一条 开展困难职工生活扶助、医疗救助、子女就学和职工互助互济等工作。有条件的企业工会建立困难职工帮扶资金。
第六章 女职工工作
第四十二条 企业工会有女会员十名以上的，应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不足十名的应设女职工委员。
女职工委员会在企业工会委员会领导和上一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
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由企业工会女主席或副主席担任。企业工会没有女主席或副主席的，由符合相应条件的工会女职工委员担任，享受同级工会副主席待遇。
女职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同级工会委员会委员相同。
第四十三条 女职工委员会依法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重点是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禁忌劳动、卫生保健、生育保险等特殊利益。
第四十四条 女职工委员会定期研究涉及女职工特殊权益问题，向企业工会委员会和上级女职工委员会报告工作，重要问题应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
第四十五条 企业工会应为女职工委员会开展工作与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
第七章 工会经费和资产
第四十六条 督促企业依法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提供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的必要设施和场所等物质条件。
第四十七条 工会依法设立独立银行账户，自主管理和使用工会经费、会费。工会经费、会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第四十八条 督促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工会会同企业开展的职工教育培训、劳动保护、劳动竞赛、技术创新、职工疗休养、困难职工补助、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所需费用。
第四十九条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代表会员群众对工会经费收支和财产管理进行审查监督。
建立经费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经费收支情况接受同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接受上级工会审计，并定期向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报告。
第五十条 企业工会经费、财产和企业拨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
企业工会组织合并，其经费财产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工会组织撤销或解散，其经费财产由上级工会处置。
第八章 工会与企业党组织、行政和上级工会
第五十一条 企业工会接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双重领导，以同级党组织领导为主。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其工会由上一级工会领导。
第五十二条 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平等合作，共谋企业发展。
企业工会与企业可以通过联席会、民主议事会、民主协商会、劳资恳谈会等形式，建立协商沟通制度。
第五十三条 企业工会支持企业依法行使经营管理权，动员和组织职工完成生产经营任务。
督促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点五、百分之一分别提取职工教育培训费用和劳动竞赛奖励经费，并严格管理和使用。
第五十四条 企业行政应依法支持工会履行职责，为工会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
第五十五条 上级工会负有对企业工会指导和服务的职责，为企业工会开展工作提供法律、政策、信息、培训和会员优惠等方面的服务，帮助企业工会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企业工会在履行职责遇到困难时，可请上级工会代行企业工会维权职责。
第五十六条 县以上地方工会设立保护工会干部专项经费，为维护企业工会干部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经费来源从本级工会经费中列支，也可以通过其它渠道多方筹集。
建立上级工会保护企业工会干部责任制。对因履行职责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以及有特殊困难的企业工会干部，上级工会应提供保护和帮助。
上级工会与企业工会、企业行政协商，可对企业工会兼职干部给予适当补贴。
第五十七条 上级工会应建立对企业工会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对依法履行职责作出突出贡献的工会干部给予表彰奖励。
工会主席、副主席不履行职责，上级工会应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提出罢免的建议，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罢免。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会。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解释。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现代科技证据的初步探析
周冬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当前，许多国家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能，纷纷试图将现代科技手段引入诉讼程序。然而，由于科技证据本身充满了争议，它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研究。本文仅从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以及收集的范围与程序的角度，结合各国的一些实际作法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析，并以此谈谈自己的立法设想，以期为我国今后在这方面的立法与研究抛一引玉之砖。
关键词：科技证据 证据能力 证明力 相关立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就诉讼领域而言，这种变化给诉讼活动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发现与获取证据信息的能力，另一方也使犯罪的智能化和犯罪分子逃避侦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为更为有效地打击犯罪，当前许多国家试图将现代科技引入诉讼过程，以提高诉讼证明的技术含量和高效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极大增强获取犯罪信息与证实犯罪能力的同时，由于其具有的新颖性而使其准确性一时难以得到公认，也往往使公民的私生活和个人权利可能受到更大的侵犯。因此，许多国家对现代科技证据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问题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一、现代科技证据的概述
所有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就是科技证据。[1]应该说，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早已开始，但“科技证据”作为一个法学名词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华尔兹是较早系统研究科技证据的，他将科技证据界定为十三个领域：（1）精神病学和心理学；（2）毒物学和化学；（3）法医病理学；（4）照相证据，动作照片和录像；（5）显微分析；（6）中子活化分析；（7）指纹法；（8）DNA检验法；（9）枪弹证据；（10）声纹；（11）可疑文书证据；（12）多电图仪测谎审查；（13）车速检测。[2]日本著名法学家田口守一教授也在其《刑事诉讼法学》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介绍，将科技证据分为：（1）拍照摄像；（2）采集体液；（3）监听；（4）测谎器检查；（5）警犬气味鉴别；（6）声波鉴别和笔迹检验；（7）DNA基因鉴定。[3]他们都一致地认为，科技证据应限定为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但同时由于其新颖性致使其可靠性难以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肯定，要么其对人权的侵犯而被许多法学家所排斥，而导致其许容性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一个不断否定到肯定的反复过程，几乎每一种科技证据从产生到走进司法程序。从被少数执法和司法机关承认到被多数执法和司法机关采用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争论的过程，如测谎技术、秘密监听、精神病鉴定等的应用及其获得，证据的使用都无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使用科技手段进行诉讼证明是现代司法程序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对付有组织犯罪和恐怖犯罪中，科技证据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最有效的证明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科技证据逐渐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界的承认。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也肯定了某些科技证据的使用，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都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或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慌仪协助办案。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科技证据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缺乏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实际的适用中也缺乏具体明确的决定。
二、科技证据的证据特性之分析
证据的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证据能力和证据力。和传统的证据种类相比，现代科技证据既有一般证据的特性，也更有与其它证据形式不同的特殊性，这是我们在认识与运用科技证据时要充分予以注意的。
1、科技证据的证明能力
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是指能否在审判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必须由审判人员加以判断的事实，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4]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一般由法律加以确认或限定。应当说，绝大多数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已得到了各国立法与司法的认可，但仍有不少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仍是立法与学术界争议的问题。那么，决定一种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一项科技证据最终能否得到司法、立法机构的认可而具备证据资格要必备些什么条件？通过对各国许多科技证据从出现到最终为立法或判例所许容过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决定一项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该项技术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程度，这往往用准确率来表达；二是该项技术措施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程度和方式，以及这种侵犯程度和方式能否为该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所容忍。
科技证据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性，是一国立法、司法者在考虑是否要将这一项科技证据赋予证据能力时最重要的依据。许多科技证据由于其技术上的原因，在其早期往往会引起很大争议，也难为学术界或司法界所承认，很难获得证据的资格；但随着这项技术的完善，其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那么，这一项科技证据的适用也逐渐为立法和司法所接受。就以目前仍有较大争议的测谎试验为例，早期的测谎试验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侦破技术的一大突破，但由于其科学性无法得到认定，其结果的准确率也并不高，“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专家未获得符合标准的科学认同”，因而无法使法院接受该专家证据。但当这一项技术逐步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据统计，现在培训合格的测试人员测试可以使错误率缩小到1%的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绝大多数法院认为，其准确度已远远高于法院现在承认的其他证据，足以保证在特别领域中得到承认和采信，现在美国大多数州已在立法或判例中正式确认了它的证据能力。
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人权，那么，这种侵犯的程度及其为人权保障机制所容忍的限度是一国在赋予其证据能力时要慎重考虑的法律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刑事诉讼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因此，许多国家规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即重大犯罪中适用；并且科技证据的收集方式是要十分讲究的，要尽量采用最小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进行。正因为如此，许多与人权保障制度冲突中较小的科技证据，如指纹提取、毒物化学分析、车速检测等往往容易被承认；而那些在获取过程中必须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进行限制和剥夺的科技证据，如秘密监听、测谎实验、催眠技术等则往往争议较大，立法和司法对其采用也十分谨慎，而且限制得很严格，对其采用的方式也规定得具体明确，以尽可能在两大目的之间达到平衡。
虽说许多科技证据在使用过程中都遇到了反对观点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越来越多的科技证据的使用从立法和司法上给予了肯定，这主要也得益于其技术科学性及可靠性逐渐提高，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程序和方式的完善而使之与人权保障制度逐步契合。
2、科技证据的证明力
证明力又称证据价值，它是指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生作用的力量，即证据对于事实的裁判者形成心证的影响力。[5]应该说，由于技术手段的科学性以及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与传统证据形式相比较，科技证据往往具有很强的证据价值，在诉讼证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许多“疑案”、“悬案”得以侦破。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科技证据就成了“科学的判决”、“科学的法官”、“证据之王”，而直接可以成为定案的根据。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运用科技证据时仍应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立其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
一方面，根据庭审规则，所有证据包括科技证据在内使用时必须首先提交法庭，经控辩双方的辩认、质证，查证属实才可成为定案根据。而按照直接言证据规则，科技证据的取证人员应当出席法庭，对其相关的原理以及获取收集过程加以说明，并接受相对方和法官的质询。为确保审查深入有效地进行，相对人一方有权聘请有关专家协助发问或进行质证。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相对方对该项科技证据的正确性提出了“合理怀疑”，法庭就应允许进行重新取证或鉴定，甚至直接排除该项证据的采信。
另一方面，在采信科技证据时应适用证据补强法则。因为，虽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科技证据的可靠性已相当高，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些科技证据的准确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此，绝不能把科技证据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为防止冤枉无辜，有必要确立科技证据的补强，尤其是那些可靠性仍存在较大争议的科技证据，即使是查证属实，也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比如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除有鉴定结论以外，还须了解行为人平时的精神状况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后表现方面的证据。
在对科技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中，要坚决反对仅凭个别科技证据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孤证不能定案是证据法上的基本规则，要求包括科技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应当互相映证，形成闭合的合证据锁链，并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从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证明标准。
三、科技证据采集之范围与程序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实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犯罪。然而对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会带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的限制和剥夺，正因为此，许多国家对其采集的范围与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就范围而言，一般往往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方面是要求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犯罪案件，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及应用本身就是为适应现代条件下犯罪的日趋严重化、危险化和隐蔽化的需要，是作为对抗现代型犯罪之回应手段。日本在对采用监听通讯的立法中是这样确定其适用范围的。“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全、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通讯，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大，……可予采用”。[6]而美国对秘密监听的相关立法中，更是采取列举为方法规定了间谍罪、绑架罪、贩毒罪等十几种重大复杂的案件才采用该手段。其他各国同样都对多种科技证据收集范围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要求只有在采用常规取证手段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因为相对于常规的取证手段，科技证据的取证过程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只有采取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预期诉讼目标时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的相关立法中就明确地规定，只有当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使用秘密监听、测谎试验等手段；德国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的往来。[7]
就程序方面而言，各国要求科技证据的收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首先，侦查机关在运用时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一般是向独立的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申请，取得司法令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一款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其次，必须遵守法定的期限，对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各国往往都作出期限上的规定，通常不允许超过该法定期限，但可经延展命令延长期限，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对命令应当限制在3个月的期限，准许对期限延长不得超过3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检察官决定的窃听时间不得超过15日。还有许多国家规定对某些科技侦查手段的适用还必须经过被测试者的许可，如测谎、催眠试验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手段的采用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相冲突。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并非矛盾，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并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可不必被测试者的许可。此外，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制订单行法规对某些科技手段的采用规定了十分明确具体的程序，如日本关于监听的法规。[8]
各国都对科技证据适用的范围与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凡是超过范围或违反了相关程序所获的证据都得予以排除，不能予以采信。在一定程度上既适应了揭露与惩治现代型犯罪的需要，维护日益严峻的社会公共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之与人权保护相契合，达到刑事诉讼再大目的之间的大致平衡。
四.对我国现代科技证据相关立法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社会治安的形势日益严峻,刑事犯罪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在结构上更是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趋势,反侦查追究的意识与能力随之增强。这种背景下,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侦查手段的含金量，以现代科技为依托，能够获取通过传统手段所无法获取的证据资料,有效准确地打击犯罪。因此，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相关的立法是十分急迫的，根据以上的论述，就谈谈我个人对此的几点想法：
１．应将现代科技证据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传统的证据分类法按其表现形式将证据分为七种，其中并没有科技证据的提法，更没有将其列为单独的一种证据形式，于是有的学者就不加区分地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形式之中，有的学者将物证及其相关鉴定结论统称为科技证据；［８］有的学者则认为科技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９］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科技证据无论是和物证、鉴定结论还是视听资料相比，它都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证据属性即证据资格、证据价值方面，在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适用的条件及程序都与传统的证据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外，科技证据有其特定的意思，往往将其限定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其技术的可靠性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由于对人权的侵犯一时无法被容忍，从而导致其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不断肯定到否定的反复过程的证据种类，这就赋予了科技证据新的特点与内涵，肯定了它的独立性，有利于更好发挥它在证据运用中的作用，提高人们对它的认识，遵循其特有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应在立法上确认科技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甚至还可以将那些发展成熟的科技证据予以列举．
２．可以考虑通过单行法规的形式确定运用科技证据中的相关规则。现代科技取证手段与一般的取证手段不仅在特点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往往涉及技术认定和人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在规则中应规定那些科技手段可以纳入法律范围而具有证据资格，如前所述，这里应重点考虑的是该科技手段的科学准确性以及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权保护相协调，根据这一规则，就可以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科技手段承认其可采性。就其证据力而言，不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科学性而将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同样要遵循质证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据补强规则、相关性规则等证据规则，以确保科技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而为正确地运用与判断证据奠定基础。如果取证的相关人员和本案或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遵循利益规避规则进行回避。
３．明确科技证据运用的条件、范围以及相应的程序．由于科技证据的运用一旦不当就会极大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而必须对它予以严格限制．参照国外的经验，科技手段运用要限定为重大复杂、取证较为困难，且采用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否则，就不能任意采用．同时，要严格其批准程序，明确其批准主体，只有中立的法官才享有批准权，在特定紧急情况下检察院也可以批准，但必须事后马上报法官批准．对时限也要明文规定，不能超过法定的时限．此外，还要对具体的操作过程作出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以达到限制滥用职权、保护人权的目的．。
4．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对于科技证据的相关立法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保障。在科技证据的收集、运用、质证、认证等适用过程之中有违反相关规定及程序的，应明确其法律后果，凡违法所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不得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相关责任人员也要根据其违法情节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还要给予相对人救济的权利，他们有控告、申诉的权利，由此而作出不公判决的，可以作为上诉及提起再审的法定理由。由于科技证据的适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所以，要完善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适用或鉴定机构资质的认定，场所与设备的要求，经费的来源，相关人员资格的取得及培训等等，这些都关系到科技证据采用的合法性与科学准确性。
参考资料：
[1]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美）乔恩·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3] （日）田口守一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4] [[5]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11、213页。
[6] [8] 参见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24页。
[7]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9] 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１９９９年９月２日。
[10]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版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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