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 建设部


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试行）

1988年10月3日，公安部、建设部

第一条 本规则适用于大、中城市和重点旅游区停车场的规划设计，小城市可参照执行。
第二条 专用和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原则上应在主体建筑用地范围之内。
第三条 机动车停车场内必须按照国家标准ＧＢ5768—86《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交通标志，施划交通标线。
第四条 机动车停车场的出入口应有良好的视野。出入口距离人行过街天桥、地道和桥梁、隧道引道须大于五十米；距离交叉路口须大于八十米。
第五条 机动车停车场车位指标大于五十个时，出入口不得少于二个；大于五百个时，出入口不得少于三个。出入口之间的净距须大于十米，出入口宽度不得小于七米。

公共建筑配建的机动车停车场车位指标，包括吸引外来车辆和本建筑所属车辆的停车位指标。
第六条 机动车停车场内的停车方式应以占地面积小、疏散方便、保证安全为原则。主要停车方式见图一。
第七条 机动车停车场车位指标，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设计时，应将其他类型车辆按表一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以当量车型核算车位总指标。
第八条 机动车停车场主要设计指标应不小于表二规定。
第九条 在停车场内停放的机动车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表三规定。
第十条 机动车停车场内的主要通道宽度不得小于六米。
第十一条 机动车停车场通道的最小平曲线半径应不小于表四规定。
第十二条 机动车停车场通道的最大纵坡度应不大于表五规定。
第十三条 自行车停车场原则上不设在交叉路口附近。出入口应不少于二个。宽度不小于二点五米。
第十四条 自行车停车方式应以出入方便为原则。主要停车方式见图二。
第十五条 自行车停车场主要设计指标应不小于表六规定。
第十六条 公共自行车停车场的停车位指标是指吸引外来自行车的停车位指标。专用自行车停车场的停车位指标应不小于本单位职工人数的30％。
第十七条 各类建筑配建的停车场车位指标应不小于表七至表十八规定。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细则，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公安部和建设部备案。
第十九条 本规则由公安部和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施行。（图表略）


略论“袭警罪”之设定

李钢


当前我们的公安民警在执行职务之时遭受侮辱漫骂甚至暴力攻击的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公安部高层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上由此掀起了一股设立“袭警罪”与否的激烈辩驳，双方皆引经据典，有支持者列举美国之“袭警罪”立法例，笔者认为这具有盲目的“国际接轨”倾向，立法应该立足于国情，我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和人文民情都没有达到设定“袭警罪”的必要程度。笔者认为我国暂没有设定“袭警罪”的必要。
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部门，它在政府行政体制中的性质定位为具有特殊强制执法权和特定执法职能的武装行政执法部门，无论它担负什么样的职能，无论法律赋予它什么样的权力，它也只是国家和人民的行政执法单位，人民警察也仅仅是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人员，与税务、工商、交通、城管等行政执法部门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也理应得到平等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保护。公安民警作为行政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勉强可说是特殊执法群体，却万万不是特权群体，“袭警罪”的设立会使公安部门陷入特权部门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艰难处境，更加增添“公安老大”的色彩，会进一步拉大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疏远警民关系，这样的执法环境则更加不利于我们的人民警察顺利地执行任务，更无从谈及更好地保护人民警察合法利益。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更加复杂化，我们的民警在执法中碰到阻碍或暴力抵抗甚至暴力袭击时有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而且对于以上行为的打击和对受害民警的保护我们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已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刑法典中的妨害公务罪已可涵盖袭警这一严重危害行为，而且其他执法、司法人员亦可能遭遇袭击，若单设“袭警罪”会导致法律不协调、不公正、不合理；一般的袭击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比较完善的规定，这些都是对我们民警执法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只要将法律规定贯彻实施，袭击行为依法受到惩罚，我们民警的权益自然能得到保护。假如非要设立“袭警罪”以保护民警，那么是否应将“妨害公务罪”肢解为袭击税务人员罪、袭击工商人员罪等罪名，有谁敢说税务、工商等机关的职能就不重要？难道它们就应该比公安机关的地位低？这难道不是在培植特权、保护特权吗？这是公然违反立法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既然法律对之已有了必要而充分的规定，又何必去浪费有限的立法资源多此一举呢？
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职责，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复杂化、多发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本身就必然决定了他们执法所面对的危险性、艰巨性。在执法中遭遇抵抗和暴力攻击是符合公安工作基本规律的，我们党和政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对受伤和牺牲的民警及家属予以补偿和抚恤。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更好地提高我们民警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不断加强业务技能训练，增加科技投入，真正提高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综合能力，以此来尽量减少民警伤亡事件的发生，并由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做好受害民警的安抚工作，而不是动辄就要立法，设立“袭警罪”就能减少民警的伤亡了吗？君不见“盗窃罪”的设立并没有使盗窃行为销声匿迹。这是“立法依赖症”的体现，是对立法功能的误解，是法律万能主义的表现。
袭警行为的主体笔者将之总结为三类：①危险性较高的犯罪分子，②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违法分子，③一般人民群众。对于第一类主体的暴力抗法行为我们的人民警察自然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权力和程序使用枪支、警械等措施去完成任务，进行自保防卫，这是我们民警的工作和职责，假如不幸伤亡，这也是我们的行政执法成本的应有内容，后果是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对民警进行补偿，更进一步的是总结提高，减少伤亡。如果是第二、三类主体，那么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不能简单地以暴制暴。公正和倾向保护弱者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则，在与一般人民群众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坚守“执法为民”、“公正、文明执法”的理念，实践中这样的袭击行为往往起因于情绪激动、对政府行为的不理解，公安民警野蛮执法、徇私执法、违法执法等，这些都应该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通过温和的综合治理途径去解决，而切不可将之片面定性为袭警行为，人为地将之上升为敌我矛盾，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的形象，破坏党的执政根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不段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更好地实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更好地树立亲民的形象，融洽警民关系，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才是解决袭警事件频发的根本之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并没有设立“袭警罪”的必要，应该按照现有法律规定依法保护民警合法权益，并应努力加强公安机关自身的建设，规范执法，加强监督，贯彻实践执法为民，做到公正、文明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