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思考

近年来，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律师代理费的案例不断出现，但是有的法院仍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不是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胜诉方自愿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所发生的代理费支出与败诉方的违法、违约、造成民事法律关系无效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判决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对胜诉方所提出的由败诉方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鉴于司法实践中对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作法，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民事诉讼当事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经济原因。
当事人在其权利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受到损害时，除非自己放弃权利，否则都必须通过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的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在公力救济手段中司法救济是最重要，甚至有时是唯一的手段。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但是为什么会有许多当事人不自己诉讼，而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呢？这是因为：当事人若选择自己亲自诉讼，那么他(它)必须研究相关的法律，掌握必要的诉讼技能，并亲自收集证据、撰写相关的诉讼文书、参加法庭的审理活动，这一切活动必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贻误其他的工作，从而失去一定的经济利益；当事人若选择律师代理诉讼，那么他（它）必然要支付一定的代理费用，也将会失去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当事人是否选择律师代理诉讼，决定于自己亲自诉讼与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哪一种方式失去的经济利益更小，若自己亲自诉讼失去的经济利益小于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支出，那么他（它）必然选择自己诉讼，若自己诉讼失去的经济利益大于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支出，那么他（它）必然选择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自给自足和交换自古以来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两种合法方式，但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人类创造能力及其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任何需要都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得到满足是不现实的，或者是代价最大的，所以才产生了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社会分工因其能使人们的劳动熟练程度大大提高，使人们因不同工作之间转换的时间大大降低，从而使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廉价和丰富。经济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凡事都由自己亲自来做是最愚蠢、最没有理性、最低效、且成本最高和风险最大的选择，与他人交换产品和劳务是人们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交易成本最小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说“我们用餐，不是屠夫、面包师、酿酒师对我们的仁慈，而是出于自利的算计。”律师职业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当事人选择律师代理自己诉讼，以自己拥有的货币与律师交换服务，同样也不是出于对律师的仁慈，而是认为由律师代理诉讼比自己亲自诉讼更为合算。
二、民事诉讼中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法理分析。
法律的价值是公平。公平源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卖方总是希望以最高的价格卖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买方总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双方各执己见，交易将无法实现，为此交换的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方案：交换的价格高于卖方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低于买方自己生产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以保持双方利益的均衡。民商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这是民商法对民商事主体的基本要求，违反公平原则，给他人的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破坏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而司法的功能在于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衡状态。民商事主体的权利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受害的一方与加害的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失衡，而失衡的利益关系不能自动恢复均衡，只能由受害的一方通过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才能得以恢复均衡，但是受害的一方无论采取私力救济，还是采取司法救济的方式都必然要付出救济成本，这种成本若不能转嫁给加害方，那么在旧的均衡恢复的同时，新的不均衡又随之产生，受害方将继续受害，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的法律原则。由此可见，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即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所付出的救济成本即已经形成的损失是加害方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的必然结果，只有将这一成本即损失转嫁给加害方，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全面保障，法律的公平价值才能得到全部实现，但是若当事人自己亲自采取救济手段所付出的成本高于市场上存在的能为他（它）提供救济服务的公允价格，那么将他（它）自己亲自采取救济手段所付出的成本即损失转嫁给加害方又显然对加害方不公平。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民商事法律明确规定，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我国民商法律确定的赔偿原则是赔偿全部实际损失，而当事人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财产的直接减少和为了使减少的财产能够得到恢复或补偿而付出的救济成本两个方面，作为加害的一方当事人赔偿这两方面的损失才符合全部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在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救济成本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是在司法救济过程中受害的当事人自己诉讼时时所付出的救济成本主要是误工费用，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所付出的是律师代理费用，既然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自己诉讼，也可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那么当事人就有权通过自己的精明算计，选择是自己诉讼，还是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因此当事人在司法救济过程无论是自己诉讼所发生的误工费，还是聘请律师应支付的代理费均应当由败诉方承担，但是自己诉讼所发生的误工费大于聘请律师应支付的代理费时，明显对加害方不公平，对大于律师代理费的部分应当由自己承担。
司法裁判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做出认定，二是正确适用法律。适用法律实际就是对法律做出解释的过程，在对法律解释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和方法，一种是“文义主义”即严格坚持法律文件的字句；一种是“目的主义”即坚持法律文件制定者的目的和意图，前一种被英国法律改革家丹宁勋爵称为“严格的解释者”，后一种被称为“宗旨的探求者”。我国民商法律明确规定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但确实没有在有关赔偿损失的条款中列举律师代理费，所以有的法院据此认为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根据，持这种理由的法院和法官显然是坚持法律文件字句的“严格的解释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这种解释方法只关注法律文件的字句，而无视立法的目的，显然是不可取的。法律的目的是维护公平，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在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即使胜诉自己也要承担律师代理费明显是不公平的，而由加害人承担受害方应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则是合乎立法目的的，因此是可取的。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看，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已经被我国各地、各级人民法院的大量判例所确认，并得到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认同，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所公布的被称为2001年中国第一案、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的一、二审判决中明确将律师代理费判决由败诉方承担。
三、胜诉方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中的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身份平等、意志自由、诚实信用，而市场主体又是自己利益的精明算计者，如果市场主体经过精明地算计认为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大于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付出的成本，那么他将会选择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如果市场主体经过精明地算计认为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小于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付出的成本，那么他（它）将会选择守法、守约。民事诉讼中的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全部救济成本，这势必加大了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的成本，降低了守法、守约方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在民商事活动中自觉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更加尊重他人的权利，在签订、履行合同中更能尽到谨慎注意和诚实协作的义务，也有利于调动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使市场更加安全、活跃、交易更加顺畅和快捷；
二是有利于树立司法威信，鼓励合法诉讼，遏止恶意诉讼。判决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体现了人民法院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公平原则的司法宗旨，势必有利于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也势必增强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信赖感，这样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才敢大胆地通过司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理缠讼者才会因惧怕恶意诉讼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而放弃恶意诉讼；
三是有利于防范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犯罪。胜诉方自己承担律师代理费用，势必会使一些不具备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又不愿负担律师代理费的当事人，采取铤而走险的犯罪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或对损害其权益的人实施报复，如以非法拘禁讨债的行为和因债务问题伤害或杀人的行为就是例子，而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会减少以犯罪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或对损害其权益的人实施报复的行为；
四是有利于促进律师事业的发展。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无疑会极大地调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聘请律师的积极性，促进律师诉讼业务的发展；另外，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无疑加大了民事违约、违法和缔约过失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市场主体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无疑会加强对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而律师因其具有法律服务的专业特长将会更加被市场主体所青睐，因此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也有利于促进律师法律顾问和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发展。
白银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家林


财政部


关于使用新疆棉生产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7年10月10日，财政部


为了鼓励从事进料加工的纺织企业使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生产出口产品，根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1997年度棉花工作的通知》精神，经与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研究，特制定本通知。
一、对1997年9月15日以前经外经贸部批准已从事棉花进料加工的出口企业实际减少进口棉改用新疆棉生产的出口纺织品实行零税率政策。
新疆棉生产的出口纺织品是指出口纺织品中所含新疆棉及新疆棉加工增值的部分；零税率是指对使用新疆棉生产的纺织品所含增值税在产品出口以后全额退还给出口企业。
二、享受零税率的企业范围包括：
（一）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内资棉纺织品生产企业、生产型集团公司；
（二）生产棉纺织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
（三）有出口订单并落实纺织企业加工的工贸公司和专业外贸公司。
三、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退（免）税计算办法。
（一）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的品名、数量、含棉率及棉花单耗，企业必须如实申报。产品出口后，由海关按照纺织总会的部颁标准审核棉花单耗及耗用棉花数量，作为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计算零税率的依据。但是，出口纺织品耗用的棉花数量超过企业实际购入新疆棉部分的纺织品，不享受零税率政策。
（二）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内资棉纺织品生产企业、生产型集团公司及1994年1月1日以后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使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纺织品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不予免征、抵扣和退税的税额）
当期不予免征、抵扣和退税的税额＝当期出口纺织品的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增值税条例规定的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增列当期企业可以抵扣或退税的进项税额
增列当期企业可以抵扣或退税的进项税额＝当期出口纺织品离岸价格×含棉率×外汇人民币牌价×（增值税条例规定的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含棉率由企业申报，经进出口商检部门或技术监督部门检验确定。
如上述企业经外经贸部批准同时从事棉花进料加工业务的，财税字〔1997〕014号文件第二条所列公式同时适用。
（三）1993年12月31日以前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纺织品，继续执行现行的免税办法。同时，对购进新疆棉生产纺织品的进项税额，在其制成品出口后，予以退税。计算公式为：
应退税额＝当期出口纺织品的全部进项税额×含棉率
（四）有出口订单并落实纺织企业加工的工贸公司和专业外贸公司，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可采用委托加工或作价加工方式。该类出口货物按核定使用新疆棉部分的进项税额计算退税。计算公式为：
1．委托加工方式：
应退税额＝购进新疆棉委托加工部分的进项税额＋工缴费部分所支付的税金×含棉率
2．作价加工方式：
应退税额＝当期出口纺织品的全部进项税额×含棉率
（五）享受零税率的企业在1997棉花年度（棉花年度为当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下同）须进料加工进口棉的，应统一上报外经贸部审批。同时，外经贸部将批件抄送国家税务总局。由国家税务总局将企业进口棉情况通知出口企业所在地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相应核减企业可以享受零税率的新疆棉数量。棉花加工贸易的税收政策仍按原规定执行。
对出口企业因扩大产品出口，本棉花年度比上一棉花年度增加用棉数量的部分，鼓励企业购买新疆棉解决。对国内不能供应、确需使用进口配棉的部分，由企业持新疆棉供棉单位开具的证明及外经贸部批件向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申请同意后，可不予核减企业享受零税率的新疆棉数量。
（六）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需在棉花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对出口企业本棉花年度出口纺织品享受零税率政策的情况进行全面清算。凡出口企业本棉花年度享受零税率政策的出口纺织品所含的新疆棉耗用数量超过该企业本棉花年度比上一棉花年度进口棉数量实际减少的部分，应追回多退税款（不包括本条第五款后项情况）。
四、实行零税率政策的监管办法。
（一）对使用新疆棉实行计划管理。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外经贸部、海关部署等部门，根据“出疆棉”协调小组审定的需方企业名单，按照企业1996棉花年度进料加工进口棉花的实际数量确定1997棉花年度享受零税率的企业名单和购棉数量，由国家税务总局据此通知相关省、市国家税务局监督执行。
（二）对使用新疆棉实行监管证书管理。可以享受零税率的购棉企业，购买新疆棉后，在可以享受零税率的购棉数量内，凭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等有关资料到企业所在地省级（包括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申领《使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监管证书》（以下简称《监管证书》）。《监管证书》不得转让、倒卖。《监管证书》的内容，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制定。《监管证书》及其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印制、制定。
（三）新疆棉应由出口企业直接购买并加工产品出口，不得转让、倒卖。需进行国内深加工的企业，可以采取委托加工或作价加工方式。也可以采取委托出口方式，产品出口后，根据现行出口退（免）税的有关规定，由委托方申请退税。
（四）出口企业申领《监管证书》时，应据实填报出口纺织品的含棉率、棉花单耗、成品出口数量、耗棉量等内容，国税部门核后发给《监管证书》；用新疆棉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后，海关应对《监管证书》中核定的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数量及耗用棉花数量审核签章；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要求企业提供指定的检验部门（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出具出口纺织品含棉率的检验证明。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凭现行退税申报单证、《监管证书》及必要的检验证明审核办理退税。同时，对《监管证书》签章注销。
（五）棉花年度终了后1个月内，海关总署应将使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的企业上一棉花年度及本棉花年度的进料加工进口棉数量分企业统计数据送国家税务总局，由国家税务总局分送企业所在地国家税务局，据以进行年度清算。
五、用新疆棉生产的出口纺织品按本通知比原出口退（免）税办法增退税部分，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单独统计，于季度终了后30日内逐级汇总上报国家税务总局；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经年度清算追回的出口多退税款及已核销的新疆棉数量也应单独统计，于棉花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逐级汇总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六、企业采取伪造、涂改《监管证书》或虚报出口纺织品含棉率、棉花单耗及其他非法手段骗取零税率退税的，取消该企业享受零税率退税的资格，并按现行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七、本通知自1997年9月1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