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选择与重塑
石金平　张钢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院被认为是社会矛盾的终局裁决者，司法审判则被认为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一套权威的、严格的程序作为纠纷各方消弭矛盾的通道，而且还有司法判决作为对纠纷的处理结果及其理由的说明。故司法审判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为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所接受，是否真正具有其应有的功能，一方面取决于审判程序本身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司法判决是否以一种恰当而可证的方式解释冲突。
　　司法判决作为对纠纷的处理和理由的说明，是否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判决的证明结构模式是否合理，故司法判决的证明结构模式是司法判决的灵魂。
一、各国司法判决的证明模式
　　司法判决是法院依照法律的要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解决纠纷活动而作出的一种裁决。由于司法判决具有或者应当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判决就需要对纠纷的过程、纠纷的处理结果及理由有一种合理的说明，才能被纠纷各方尤其是败诉方所接受，判决才具有正当性，才能使判决具有规范、指引和评价人们社会行为的功能。
　　司法判决一般采用书面的形式。它不仅要记录有关事项，如法院的名称、当事人的姓名、程序的经过、判决结果，而且还要对判决的结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予以证明。这使得司法判决包含着某种证明结构。证明结构的类型化表现为证明模式。司法判决的证明模式反映了不同结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由一定的理由和论点达到最终结论的推理形式。1
　　用结构模式的方法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各国的不同的司法判决中进行抽象，而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可以略有不同，有助于从总体上或从根本上识别各国司法判决的风格和特征，从而有助于从中找出可以借鉴的合理内核。
　　比较法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各国的司法判决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差别，但如果从证明推理的结构，即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分析，则可概括出如下三种模式。
　　(一)简单归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判决的证明被归结为一种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架构，判决书中陈述的仅是法律规则、相关事实以及判决结论，其逻辑结构为(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例)：
　　大前提：在购销合同关系中，凡是卖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交货的都构成违约，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小前提：A无正当理由逾期交货的行为构成了违约
　　结论：A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这种证明模式中，只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或两个小前提，一个结论。但不论是一个或两个前提，都没有穷尽或完全列出所有在案件中存在的事实或可能性；其次，对大前提和小前提一般不再作具体的分析或逻辑的推论，故其逻辑过程呈一种简单的线性形态。法国的司法判决主要采取这种模式。
　　(二)复杂的归摄模式
　　这种模式也是一种演绎推理结构，但它与简单归摄模式有两点主要的区别：一是法院提供一种更为详尽的证明。在一个大前提下，有多个小前提；而且前提之间构成一个等级的序列，即前一个前提由次级前提来证明，不断地追问和分析每一前提中概念的含义，以构成“次级前提”，直至将某一事实归入能导致法律后果的构成要件。这种模式广泛流行于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大陆法系国家。这种模式主要有三种形态：
　　1?线性形态。在这种证明形态中，证明由一连串逐级推进的演绎步骤组成，其中的第一步都由前一步来证明。
　　2?非线性形态。这种证明形态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每个结论(包括最终的判决结论)都由若干论点来支持，这是一种网络式或多视角透视的证明方法。
　　3?混合形态。即有若干推理步骤，每一步骤又都以多角度的证明方法加以证明。
　　(三)对话、选择性的证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最终判决不是作为前提的逻辑结论出现，而是作为按照解释论点和优先规则所作出的司法选择的结果。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陈述和讨论在第一个相关争点上相互冲突的解释论点，辨别可能出现的方案，然后作出公开选择的理由(这些理由比不选择的理由要强)这种模式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2
二、司法判决模式的成因
　　一个国家的法院选择什么样的司法判决结构模式，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审判制度分不开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模式中，尽管法国主要采取简单归摄模式，而德国主要采取复杂归摄模式，但两者在推理形式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即都是演绎推理形式。这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广泛采取的对话、选择的模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后者在逻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归纳性、分析性和选择性的推理形式。两大法系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差别，与两大法系所依据的文化传统及政治法律制度是分不开的。自近代以来，欧洲大陆一直是理性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否认归纳推理、经验的可靠性，强调真理在逻辑上的自明和完美，即真理性的认识必须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观念(大前提)，再根据个别的事实或经验与不证自明的观念的结合、符合程度，推导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法律体系的完美、法律规范的详尽。《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二是追求法律的普遍正义。认为法律规范已经很完备，任何一项法律规则都有普遍性，现在或将来所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可用相应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所以，表现在判决的证明方式上更多地采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方式。英美法系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这种哲学否认有一种绝对的、具有普遍适用的真理的存在。认识上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真理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归纳和证伪。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法律的个别正义。认为个案千差万别，不可能以某项普遍性的规则毫无遗漏地囊括个案中的所有情况，法官只能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评判。二是与前一方面相联系，法官可以根据其对法律、法律精神以及社会道德等的理解，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作出评判，这就是法官的造法活动。三是遵循先例。这可作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凡是有先例的都要遵循，这是一种经验的归纳方式；第二种理由是，如果没有先例则可以创造先例。为此，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全面考虑双方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为解决纠纷尽可能地设计出各种可能的方案，为每一种方案寻找可能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先例，法官的判决创造了先例，为以后的法官判案提供最大可能的思路，使他们不能对先例随意更改。四是任何一种判决，即使成为先例，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形，任何一种先例实际上都可能留有余地。后来对相类似的情形作出判决的法官亦有解释的余地。正因如此，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决采取了对话、选择的模式。
　　两大法系的司法判决证明模式存在着差异，在政治制度上的原因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主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在国家政权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严格分立，相互制衡(权力的分散性)。法官的权力较大，可以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法官既可根据国会立法，也可以根据判例，甚至可根据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案作出评判，他有选择的可能性和余地，而这种选择权也是其采取对话、选择性模式的原因。而在大陆法国家，在政治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表现在国家政权结构上，虽然也是三权分立，但国会控制着立法权(立法权比较集中)，司法权相对较弱。法院一般只有执法的职能，而没有造法的职能。故法官在作判决时，一般只能根据现有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行为或事件，而没有选择的理由和余地，所以在判决的证明方式上主要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
　　两大法系的司法判决证明模式存在差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判模式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法国除外)，主要采取的是职权进行主义的模式，法官对诉讼具有较大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法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适用制定法，当事人一般不会提出异议；而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采用的是对抗制，当事人之间由于有律师参与诉讼，对抗性较强，加之在许多情况下又没制定法，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必须将当事人的观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才能作出平衡——根据何种权利优先的原则作出判决结论。
　　同是大陆法国家，法国采用简单归摄模式，而德国则采用复杂归摄模式，原因何在?一是法国大革命后，按卢梭和孟德斯分析理论建立的三权分立制度，法院的权力比较小，处于行政与立法机关的从属被动的地位，法院不承认其有造法的权力，甚至不承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要解释法律。这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和态度使得其在判决证明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比较消极，因而采用简单归摄证明模式。德国则不同。其原因一是德国文化比法国文化更富于思辩的色彩，故须在判决证明中体现思辩性；二是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占领，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影响较深，司法权要比法国大，法院的态度较为主动；三是德国法官与学者之间的联系较多，法官可在判决中运用学者的学术成果，在解释法律上具有巨大的空间。故只有采用复杂归摄模式才能容纳法官的思辩的需要，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好思辩的德国国民所接受。
三、证明模式之价值评价与发展趋势
　　(一)对三种证明模式的简要评价
　　如前所述，不同的证明模式的形成有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所以，很难用一种单一标准去评判哪一种证明模式的优劣。例如，对话、选择模式对于普通法系国家是非常适宜的，但如果要大陆法国家完全采用这种模式，不仅缺乏现实性，而且是不可取的。但评价之困惑不等于不能评说。事实上，只要作出选择，就离不开评价，不然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问题是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评价。我们认为，评价的标准主要有：一是一种合理的证明模式应该符合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二是必须与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三是与现代的审判制度相适应；四是必须具有说服当事人，规范、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功能，这也是最根本的标准。以这些标准来评价上述三种模式，我们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在法国等采用简单归摄模式的国家，其前提是法制比较完备。在法国，制定法一般被设想为是清楚明白的，制定法所要求的证明判决的正当理由，大致由对相关事实总的陈述与相关的法律规定参照所构成，不包括按照特定的法律解释论点把判决结果与制定法规则连接起来的、包含若干步骤的努力。笔者认为，如果是法律关系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采用这种证明方式未尝不可，但如果是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或争点较多的案件，这种证明模式很难为判决的结果提供充分的、正当性的根据，从而降低和减弱判决应有的功能。
　　纯粹的复杂的归摄模式为司法判决的正当性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依据。应该说，它比简单归摄模式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存在着法律冲突或两种权利相对立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证明方式是从一个被认为是必然正确的大前提出发的，故这种证明方法难以对冲突的理由作出衡平和选择。
　　选择、对话性的归摄模式，由于其过分强调判决理由之间的对话性，尤其是它采用比较松散的表述方式，缺乏逻辑的完美性，不能用最有效的阅读方式理解法官对成文法的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故这种方式至少不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阅读习惯。
　　(二)发展趋势
　　在西方国家，随着政治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相互渗透以及诉讼模式的相互融合，判决结构也在相互借鉴和吸收。就司法判决的证明方式而言，从演绎证明到对话证明，从封闭到比较开放的推理方式，从不容置疑的权威到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中进行辩证的选择，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方面，德国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判决证明模式是复杂归摄模式，但在一些判决特别是宪法判决中，吸收和借鉴了选择、对话证明模式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Leach一案中，Leach是一桩持械抢劫案的从犯，在服完大部分刑期后，即将被释放。这时，被告(一家公共电视广播公司)打算委托一家机构摄制描绘这件抢劫案的电视片，其中清晰地指明了原告，并暗示其有同性恋倾向。Leach起诉电视广播公司，称被告侵犯了其隐私权。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Leach的请求，理由是“相对而言，他可以被看作是当代的历史人物”，他在隐私权方面的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这种公众的利益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真实报道。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利益的冲突，即个人的隐私权、人格权与新闻自由权的冲突，而这两种权利都是民主自由秩序中不可缺少的方面。联邦最高法院详细地分析了这两种权利对于保障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指出这两种权利的行使和保护范围，再提出在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依据实体理由和形式理由(法律体系上的理由)应采取的衡平标准，最后，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对保护个人隐私、人格权的优先原则，支持Leach的诉讼请求。3整个判决既有对话、选择模式和辩证性和分析性，又不失复杂归摄模式(非线性形态)的严谨性，堪称两种证明模式结合的一个范例。
四、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缺陷
　　一个国家的司法判决，无论其是刑事的、行政的，还是民事的，都有其共同的结构特性。本文为了分析方便，选择民事判决证明结构作为分析的对象。
　　我国现行的民事判决的证明模式，无论是复杂的案件还是简单的案件，大多采用简单归摄模式。其至少有如下缺陷：
　　(一)从逻辑方法上来看，首先，它过分抽象，缺乏对当事人的争点及判决理由的具体分析。例如，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的质证、采信证据的理由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直接认定事实；对于判决的理由，更是不作具体分析。如案件的法律关系可能对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关系重大。比如，原、被告之间无书面合同，原告为供货方，其以购销合同为诉因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货款。实际情况是，被告销售原告提供的某一品牌的服装，每个季度与原告结算一次。结算单上载明卖出多少、货款多少、剩余的服装有多少。原告起诉时，被告处仍有原告提供的价值50万元的服装未卖出。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货款5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被告辩称双方之间为代销合同，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要求退货。该案如果是购销合同，原告会胜诉；如果是代销合同，原告则要败诉。法院的判决对当事人关于此争议焦点不作具体的分析，而在判决书的判理部分写道：“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口头合同，从双方之间的行为性质来看，不是购销合同而是代销合同”。该判决书虽然对合同的定性是正确的，但由于它对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特征没有作具体的分析。所以，这种定性是结论性的，显得非常抽象。
　　其次，强调演绎，忽视归纳。在判决书中，通常只注意找出适用处理该案的大前提，即所有满足某构成要件的情形便应承担某法律后果，列出满足大前提所需要的某项事实或某项理由，便作出判决的结论。虽然在判决理由的最后部分有“综上所述”的字样，但并不是真正地归纳。例如，涉及到违约责任，只写被告逾期交货，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违约金。至于具体的违约事实有哪些，被告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理由等，却很少提及；或者虽然提及，但选择其中一、二项加以说明，对其他事项或理由不作表述。本来判决的结论应是一果多因，但由于判决书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事项或理由，使判决理由显得不够充分。
　　(二)视角单一，对当事人争议缺乏多视角的透视。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严格的法律规范主义证明方式，排斥学理的分析和拒绝使用实体理由。
　　(三)证明过程缺乏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现行的民事判决书格式中没有当事人的举证、相互质证以及法院对具体证据的认定情况，即没有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记载。所以，看不到案件的事实在诉讼程序中是如何被过滤、被呈现、被证明的，只看到判理被一种简单的演绎推理所证明，缺乏一种应有的厚度和深度。
　　正是由于判决结构存在上述的缺陷，判决结构呈封闭性状态，使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受到当事人的怀疑，甚至非难；判决的结论显得武断，使得原告感到胜诉得勉强，败诉方败得不明不白，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判决对当事人的说服功能，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功能和指引功能。这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司法民事判决结构之所以存在上述缺陷(司法判决也是如此)，是与我国建国后建立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分不开的。首先，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民主制度不够完善，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体现，人们具有服从权威的普遍心理。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过分地强调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职能，忽视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故在审判制度的设计上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法官对程序的进行、事实的认定以及判决结果具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不受当事人诉争及举证、相互质证的限制。作为审判结晶的司法判决书同样带有严格的职权主义色彩，过分地强调判决的国家权威性，而忽略其对话性和说理性。
五、重构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思考
　　在对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思考时，我们应考虑这些因素：我国在法律传统方面多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哲学上与理性主义有更多的相似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法制意识，人们对法院的司法裁判寄予较大的期望；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吸收了普通法国家对抗制的一些做法，审判方式与德日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进行主义比较接近。据此，我们认为对于复杂的案件的判决证明方式，应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复杂的归摄模式。此外，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制仍不够健全，法律滞后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使司法及时、正确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亦有必要吸收和借鉴普通法国家采取的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的一些合理因素，特别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司法又必须解决的纠纷，应以复杂的归摄模式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使司法证明模式更具有开放性，从而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
　　我们认为，在对复杂的案件所作的民事判决的证明结构中，为了使判决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判决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应采用下列方法及方法论的原则：
　　(一)在逻辑方法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中医药办发〔2012〕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切实发挥中医药文化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推动“十二五”时期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我局研究制定了《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实施。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时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本规划。
一、中医药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2009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意见》。在“整体思维、系统运行、三观互动、六位一体、统筹协调、科学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医药全面参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医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取得新进展，中医药人才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形成，中药产业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中医药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工作任务，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事业的根基和灵魂，中医药文化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与时俱进地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是促进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迎来重大机遇，取得了明显成绩。“十一五”期间，中医药文化建设首次纳入中医药工作重点任务之中并得到快速发展，逐步建立了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中医药文化与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以及对外合作交流全面发展的新格局。深入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创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推进以中医医院为切入点的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1项中医药项目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药文化在国内外的作用与影响显著增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现状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尚有差距，高效顺畅的中医药文化工作机制和发展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文化发展规律和特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药文化专业队伍需要进一步充实、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继承发展为主题，以构建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中医药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传承与创新、传授与保护、传播与交流为主线，以彰显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为重点，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继承创新、科学发展，遵循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突出原创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快中医药文化发展步伐。
——坚持以人为本、面向大众，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让中医药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全局，发挥文化对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引领作用，促进中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结合实际，有效利用区域文化资源，发挥特色优势，充分体现各地区各领域文化特点。
——坚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妥善处理中医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发展先进文化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医药文化自身发展与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关系，推动中医药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三）主要目标
到“十二五”期末，积极推进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中医药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一支思想坚定、业务精湛、素质优良的中医药文化研究与科普专家队伍，建设一批种类齐全、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创作一批科学严谨、内容丰富、贴近大众的中医药文化科普精品，逐步构建继承传统、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中医药文化产业体系，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营造中医药文化引领和推动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新格局。
实施“2235”工程，建立一支200名国家级、2000名省级中医药文化研究与科普专家骨干队伍，创作300个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建设50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文化知识普及率。
三、重点任务
（一）深化中医药文化内涵研究
对中医药文化内涵、核心理念、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深入探讨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内容和方法。做好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加大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力度。
1．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总结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与理解，从精神、行为、物质等层面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实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医特点、行业特征并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
2．中医药文化源流及内涵研究：普查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文献、文物、古迹资源，系统研究中医药典籍、文物、古迹和古今名医人文精神及其文化素养。梳理中医药文化源流脉络，挖掘、整理、研究中医药文化内涵和原创思维，为搭建中医药文化理论构架提供资源和依据。
3．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普查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创造良好传习条件，推动中医药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世界记忆名录”。
（二）加强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
通过分类指导，加强中医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等机构文化建设，塑造中医药行业特有的人文环境。强化中医药文化教育，提高各级各类中医药人员的文化素养，弘扬“大医精诚”传统职业道德，提升中医药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水平。
1．中医医疗、保健机构文化建设：研究制定有利于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在全国所有公立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开展文化建设，加强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环境形象等方面的建设。
2．中医药科研机构文化建设：研究制定鼓励科研机构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的政策措施。增强科研工作者文化底蕴，促进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3．中医药教育机构文化建设：明确教育机构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责任，研究制定中医药教育机构文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建设富有中医药特色的校园文化，逐步构建中医药教育机构文化体系，将中医药文化理念和实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发挥教育机构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和文化氛围浓厚的优势，研究探索中医药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与传承的思路和方法。
4．中药产业机构文化建设：调查分析国内中药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筛选一批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企业作为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单位，带动中药产业文化建设。
（三）推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加大中医药文化传播与普及力度，加强中医药传播能力建设，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形成“信中医药、爱中医药、用中医药”的浓厚中医药文化氛围。
1．中医药文化精品创作：汇集古代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精华，融合当代科学文化和中医药学术最新成果，创作科学准确、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中医药文化精品（包括科普图书、音像、网络、动漫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
2．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建立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长效机制，继续实施中医药知识宣传普及项目，深入推进“中医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举办中医药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多样、效果显著、群众欢迎的活动。
3．中医药媒体传播能力建设：加强中医药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等媒体的软件和硬件建设，提高中医药信息采集和发布能力，增强舆论主动权。
（四）加快中医药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造就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培育一批中医药文化与科普专门人才，培养一批中医药文化管理工作者，建立一支适应中医药文化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探索建立从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人才激励机制。
1．中医药文化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开展中医药文化课程与教材建设，加强对学生中医药文化教育，巩固专业思想,树立事业信心。开展针对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文化培训，提高全员中医药文化素质。建立健全各级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组，对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进行研究、指导、咨询和评价。实施中医药文化名家工程，遴选并培养国家级中医药文化科普名家、省级中医药文化科普名家，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的专业队伍。
2．中医药文化人才制度建设：设立中医药文化工作岗位和专职人员，保障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顺利开展。探索建立中医药文化专业技术职务系列，激发中医药文化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建立有利于中医药文化工作者研究创作的政策和制度，对高水平中医药文化创新团队和个人给予长期稳定支持。研究建立国家中医药文化工作者荣誉称号制度，表彰在中医药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士。
（五）巩固中医药文化机构和设施建设
支持中医药新闻出版及现代传媒机构的发展，使之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利用已有文化设施，建设一批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推进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专门机构建设，打造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阵地。
1．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制定基地建设标准，遴选建设一批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及一批省级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使之成为展示和传播中医药文化、培养中医药科普人才、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阵地。
2．中医药文化专门机构建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探索充满活力的中医药类报刊社和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模式。积极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专门机构建设，开展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活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中医药文化机构建设工作。
（六）推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
发掘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化中医药文化产业结构。开发中医药文化科普创意产品，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发展中医药新兴业态，培育中医药文化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1．建立中医药文化产业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探索开发富有特色的主题旅游产品、主题公园、专题会展、生态园区、音像出版物等中医药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形成并延伸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2．发展中医药文化新兴业态：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等高新技术，促进中医药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业态。
（七）扩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
丰富传播内容，提高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拓展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途径，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进程。
1．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体系建立：加强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海外知名文化传播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借助海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交流中心以及中外互办“国家年”等多种平台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体系。
2．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载体建设：制订中医药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做好中医药教材、古典医籍和现代科研成果的翻译工作。编制一批高质量的中医药文化宣传外文读本和音像材料，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丰富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内容，提高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
（八）重视民族医药文化保护和传承
制定民族医药文化保护传承优惠政策，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设立民族医药文化保护传承专项经费，资助民族医药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加强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民族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加强民族医药文化研究，开展民族医药文化资源普查，为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人创造良好传习条件，对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建设有代表性的民族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四、重点项目
（一）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20—30个中医药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争取2—3个中医药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世界记忆名录”。
（二）中医药文化精品创作：创作科学准确、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中医药文化精品300个（包括科普图书、音像、网络、动漫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
（三）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深入推进“中医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在全国举办5000场中医药科普知识讲座。
（四）中医药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实施中医药文化名家工程，遴选并培养国家级中医药文化科普名家200名、省级中医药文化科普名家2000名，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的专业队伍。
（五）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建设50个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及一批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使之成为展示和传播中医药文化、培养中医药科普人才、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阵地。
（六）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建设：争取到2015年基本建成国家中医药博物馆。
五、组织实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深刻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中医药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纳入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统一部署、同步实施。制定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专项规划，建立工作责任制，把中医药文化建设作为评价中医药工作的重要内容。制定支持中医药文化发展的优惠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为中医药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
（二）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中医药文化建设需要多部门和领域共同参与，涉及多个行业和专业，应发挥政府主导、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的作用，统筹规划，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
（三）加大投入，保障经费
加大公共财政对中医药文化事业投入的力度及覆盖范围，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中医药文化建设。重点扶持公益性中医药文化事业发展、中医药文化创新、中医药文化遗产保护，支持重大中医药文化项目建设。
（四）完善机制，强化管理
加强中医药文化发展制度建设，确定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专门部门或专职人员，明确工作职责与内容。研究探索从业机构和人员的准入、执业及退出机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中医药文化市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