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2003年8月29日沈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9月25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道路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

第四条 市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区、县（市）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道路管理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城市道路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依法使用、保护城市道路的权利和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予以制止、举报。

对在城市道路建设、维护、管理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或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设施、城市规划、公安交通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道路发展规划。

市和区、县（市）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建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施工原则，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

第十条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按照城市道路的发展规划，投资建设城市道路。

第十一条 城市道路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第十二条 政府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符合城市道路的发展规划，并经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内的道路建设，应当分别纳入住宅小区、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计划配套建设。

第十三条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城市道路建设的年度计划，应当自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7日内，以公文形式通知有关管线、杆线单位。有关管线、杆线单位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管线、杆线敷设计划报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并在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下实施。

第十四条 承担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并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五条 城市道路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第十六条 城市道路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建设单位收到竣工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市政工程质量监督、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竣工验收。工程验收相关部门应当按时进行验收。

道路工程建设单位，须于工程竣工验收7个工作日前将验收时间、地点及相关资料等，书面通知相关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建设单位应当将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验收合格证及相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资料报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城市道路保修期为一年。桥梁、涵洞的保修期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使用年限，保修期自交付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十八条 城市道路建设和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对相关管线、杆线等设施采取技术保护措施。确需移动的，应提前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章 养护和维修

第十九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道路设施量和国家、省确定的城市道路维护定额标准，按年度安排相应的资金用于城市道路的养护和维修。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道路的等级、数量及养护和维修的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统一安排养护、维修资金。

第二十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技术规范，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确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城市道路完好。

第二十一条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城市道路，由其委托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单位投资兴建的城市道路，由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内的道路，由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二条 城市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部位，以铁路道口两侧钢轨外距2米处为界，界限以外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三条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用招标投标等方式，确定城市道路工程建设、养护和维修单位。

第二十四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井盖、井箅及其他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因缺损影响交通和安全时，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修复。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工程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施工现场应当明示施工期限、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和防围设施，确保过往车辆、行人安全。竣工后2日内应做到料净场清。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对已经回填的道路挖掘工程，应在7日内恢复路面。

第二十六条 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执行任务时，在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不受行驶路线和行驶方向的限制。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搭、扩建建筑物、构筑物；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它易燃易爆管线；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利用桥梁进行牵引、起重、吊装等作业；

（八）在桥梁安全保护区域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挖沙、取土、爆破等；

（九）加工、维修、冲洗车辆等各种作业；

（十）排放垃圾、残土或其它残渣废液腐蚀物；

（十一）损坏、侵占井盖、井箅等附属设施；

（十二）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须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按规定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交纳道路占用费后方可占用。

第三十一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擅自改动、损坏道路设施；

（二）不得擅自转让、转借、出租占用面积；

（三）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扩大占用范围；

（四）占用期满，须对所占道路进行清理，经验收合格后，办理终止占道手续；

（五）需要改变占用位置、面积或者延长时间的，应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第三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包括地下顶进施工）的，应于每年二月末前将本年度计划报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设计平面图、施工方案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审批手续，到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道路挖掘许可证件，缴纳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三十三条 经批准临时挖掘城市道路的，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审批范围、期限施工，并及时进行工程验交；

（二）施工现场必需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和安全围档；

（三）地下顶进、掏洞作业不得超挖土方；

（四）不得损坏其它道路设施；

（五）横断挖掘和路口挖掘，必须遵守夜间施工、分段施工、连续施工的规则；

（六）施工中必须保护好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不得擅自移动；

（七）及时清运残土、杂物；

（八）工程需要延期或超挖面积的，应提前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24小时内按照有关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第三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按管理权限经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规定标准3倍交纳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三十六条 每年11月1日至翌年4月15日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挖掘道路施工。

因特殊情况需挖掘施工的，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规定标准2倍交纳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城市道路原设计结构和使用功能。确需改变的，须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由申请的单位承担设施改造和补偿费用。工程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设计、施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城市道路设计、施工任务的，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其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的建设单位，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0.2％以上2％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它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杆线的检查井、箱盖、井盖、井箅及其它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修复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变更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事项，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或者影响城市道路以及附属设施使用功能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行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承担城市道路维护的单位，未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维护，未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拒绝接受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市政设施行政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向人民法院起诉、拒不执行处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