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专利被动挨打的局面

南方某从事装饰业的公司（以下称为甲公司）受到同行企业乙公司专利侵权指控，甲企业承认了侵权，并爽快地支付了赔偿金，第二次乙企业又以其他专利被侵权为由起诉甲公司，甲公司在诉讼中也承认了侵权并支付了赔偿金，第三次甲公司又被乙公司以专利侵权为由起诉，这次甲公司很是气愤，聘请律师表示与乙公司打到底，但是一审、终审都败诉了，毕竟侵权是事实。甲公司老总再也坐不住了，邀请笔者南下商量如何彻底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笔者就此也深有感触，在知识产权方面被动挨打是国内企业残酷的现实，随知识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这种情况将会越发严重，要想彻底打破被动，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首先要意识真正觉醒
尽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对企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给予极为优惠的政策去诱导，另一方面又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作为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并作为评定高新技术企业的强制条件，但是企业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即使是央企也只是应付性地做做样子。主要原因是意识没有真正的觉醒，意识的觉醒并不是停留在对知识产权制度认知的浅层面上，必须深刻认识到知识产权对企业现实意义和重要性。这样深刻的认识对国内企业而言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吃过苦头，二是尝过甜头。这其中有个奇怪现象，吃一次苦头并不足产生深刻的认识，像甲公司被乙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历时三年才下定决心自己要重视知识产权。而甜头稍尝即可，据甲公司介绍乙公司是行业内第一个重视知识产权的，其尝到专利带来的好处后，即开始大量申请专利，并成立专门的律师团队全国到处去收费。甲公司从乙公司收费上也看到了知识产权带来的甜头，据老总介绍，同样的产品，乙公司有专利的出厂价为每平方六十多元，而其他没有专利的产品只能卖到三十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企业因为周边的企业或同行吃尽了苦头，他们就产生了危机感，或者看到其他企业运营知识产权的幸福生活，非常的羡慕，也想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那种危机感和羡慕都是短暂的，难以真正进入企业的议事日程，即使实施也并不是很认真的，由此看来让国内企业意识上真正的觉醒只有切肤之痛或者是切身的体会。

二、突破点是主动出击
我国企业一旦被他人专利围困，通常的做法是和权利人拼个你死我活，在包围圈中做困兽之斗。专利侵权案的被告首先想到的是走无效程序，把对方的专利无效掉，专利无效需要有法定的理由，这招已经越来越难奏效。反而让自己陷入诉讼的泥潭，一道道程序往下走，最少几年的漫长时间，企业往往被拖得精疲力尽，严重影响了自己正常的经营，不曾想掉进了他人设定的陷阱中，就是把你当成困兽困死。所以困兽之斗显然不是好的解决方式，打破困兽局面的办法是主动出击。

甲公司老总这方面显得头脑非常清晰，没有和乙公司过多纠缠诉讼案件本身，而是找到笔者寻求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笔者和甲公司老总不谋而合就是自己也要多开发专利。在诉讼中甲公司老总发现乙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不过是来自其他行业现有的图案，当他拿着公开出版物抗辩时，法院却认定来自不同行业，并不影响其专利的有效性。甲公司老总恍然大悟，原来专利就这么简单，这样的专利我一年至少可以申请几百个。等我有这些专利，也可以像乙公司那样请律师到处收钱。大多数人都认为专利是天才的发明，一般人是想不到，甲公司老总通过诉讼对专利有不同的认识，其实专利就是这么的简单，尤其是外观设计这样技术要求不高的专利，专利开发确实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完全可以自己去开发专利以打破困兽局面，只是其认为可以直接使用他人现成的图案申请专利是偏颇的。

三、专利开发需要基本规划
专利的开发并不像甲公司老总想象的那么简单，各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个行业特点就是要追赶潮流，流行的东西变幻难测，今年流行，明年就不流行了，申请外观专利至少要一年，很可能等专利证书拿到却没有意义了。想引领潮流是不容易的，需要大量的开发费用，而且很可能做不成先驱，反倒成为先烈，所以大部分企业只想跟风，看到哪个产品好卖，立刻进行模仿，而模仿很容易掉进他人布设的专利陷阱。

甲公司老总明白只有自己开发才能突破他人专利围困，但是其豪言一年开发几百个专利显然缺乏基本的规划。正如其所认识的，开发外观专利非常的容易，一般的外观设计都可能获得专利权，但是如果这些外观专利并不能引领潮流，或者消费者都不予认可，这些专利就成为“垃圾专利”，白白耗费了开发时间和精力，还浪费申请费。所以最少应当对自己的设计进行初步的筛选，从其几十年的从业经历来判断，哪些可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并有一定的市场生命力，只有将这样的设计申请外观专利才有一定的意义。所以申请专利即使是最简单的外观专利也应当进行基本的规划，这样从经营的角度而言，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目的，提高投入和产出的比例。

四、专利开发要有战略思维
甲公司老总尽管已经被激发了专利开发意识，但其主动出击顶多是对进攻者组织一次反冲锋而已，对整个商务战争并没有长远的战略上的布局。商场如战场，企业之间的竞争犹如诸侯之间的纷争，行业内最终只能留下几个大企业，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得先抢占高地，而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的武器就是知识产权，尤以专利为最重要，什么时候抢占什么样的高地则体现战略上的运筹帷幄。

笔者详细询问了该行业的竞争态势，参观了其加工工厂以及销售的门店，大致将该行业的生产流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发一些新颖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外观设计，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加工，将外观图案在原材料上加工成产品，第三个阶段是安装，帮助消费者安装。那么该行业至少有三个高地可以去抢占，而现在整个行业的竞争只在第一个阶段胶着，也就是众厂家都只在拼设计的图案，通过新颖的图案去迎合消费者。图案的流行是千变万化的，很难捕捉，而消费者的喜好更是众口难调，即便有几款图案外观专利获得市场的成功，也只能得到很小很小的一块阵地，显然第一个阶段这个高地没有太大的意义。

更有价值的另外两个高地却忽略了，如果能对加工工艺进行改进，当这种改进技术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几乎所有的业内企业都会采用，这种改进技术如果获得专利将可以向行业内所有的企业收取专利费，那将是多大的收益？还有第三个阶段，安装非常不便而且造成的浪费非常的大，这些浪费都由消费者承担，如果能在此进行改进，从经济上减少消费者的支出，那更容易争取到消费者……在被人忽略的地方跑马圈地那里天高任鸟飞，能跑多快就能获得多少阵地，但是这样机会只会给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

我们的企业还习惯于相互模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没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将会被困死，这个道理企业已经认识到。但是更应该认识的是开发自主知识产权需要基本的规划，还需要一些战略眼光，才能回避惨烈的竞争，轻松攻城略地，获取最高的利益。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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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审的一些不足

焦 璐


一、上诉审简介
上诉审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新增的一个程序。《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下称《谅解》）中规定，任何一方均有上诉权，但上诉审的范围仅限于专家小组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和法律解释，上诉机构的职责是维持、修改或推翻一审中专家小组所作的法律裁决和结论。
（一）上诉机构
1995年12月，首批上诉机构成员宣誓就职，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新西兰、德国、埃及、菲律宾、乌拉圭、日本，上诉机构由7人组成，其中法官、律师、经济学教授各1名，外交官及法学教授各2名。每届任期为4年，可连任1次。上诉机构成员的产生是由世贸组织各成员的代表提名。在此基础上，总干事、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总理事会主席、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的主席联合提出建议名单，再由争端解决机构正式任命。上诉机构成员应在世贸组织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必须是在法律和国际贸易领域中公认的权威，对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具有专业知识，并且与任何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上诉机构不一定常驻日内瓦，但一旦有上诉案子，在任何时候经短期催促应到场，并一直处理完上诉事宜。
（二）上诉审的一般程序
争端方要求上诉的通知，可以在专家小组报告通过前任何时候提出，如果在审议和通过会议尚未开始前当事方即作出正式通知，则毋需经过审议通过程序而直接进入上诉程序。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由上诉机构经与争端解决机构主席和总干事协商后拟定。作为一般规则，从争端当事方正式通知其上诉决定到上诉机构散发其报告的时间应该不超过60天；上诉机构在确定其工作时间表时，如果涉及紧急情况，应尽量加快进程；如果上诉机构认为它不能在60天内提供报告，它应就延误的理由以及估计可提交的期限向争端解决机构作出书面通知；无论如何，上诉程序不得超过90天。上诉机构的工作应予保密。上诉机构的报告应在争端当事方不在场的情况下依据所提供的材料和所作的陈述作出。上诉机构成员在报告中发表意见应采取匿名的方式。上诉机构报告散发后30内争端解决机构将决定是否通过，这种通过与专家小组报告的通过是一样的，也是自动发生的——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决定不予通过，则报告必须获得通过。
（三）上诉审的设立意义
上诉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审理由上诉机构中的3人进行。上诉审与专家小组审理一起构成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两审终审制”。上诉审的增加，使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司法化的特征。上诉审旨在确保专家小组在解释和适用世贸组织法律规则方面的准确性，以便更好地维护当事方的权益。因专家小组在解释、适用法律时有可能犯错误，而其报告的通过又几乎是自动的，设立上诉审对专家小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再一次严格把关，给予争端当事方再一次寻求救济的机会，能够比较充分地保证世贸组织法律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上诉审的一些亟待重视的不足
尽管上诉审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数年的实践中，曾发挥了较积极的作用，如较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其它世界性事务的关系，力求全面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等①。但是，作为一种用以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程序，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它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并且这些不足已经引起愈来愈多的法律人士的关注，因为这都是些会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
（一）上诉机构中成员资格标准及组成程序的不透明性
1．上诉机构的成员的资格以何标准确立？
《谅解》规定上诉机构成员必须是法律、国际贸易和有关世贸协议方面的公认权威，并且不隶属于任何政府并能广泛代表世贸组织的成员，这是分别对专业特长、身份和地域所设定的限制标准。但是，《谅解》本身对这三方面的规定并无明确含义，在实践中究竟以何标准确定？就专业特长而言，A.F.Lowenfield指出，在美国人们也许会提出赫德克（R.E.Huolec）和杰克逊（J.H.Jackson）是权威人士（两人均在关贸总协定方面造诣颇高），但争端解决机构能否真正接受则并不确定②。就身份条件而言，政府官员显然已被排除在外，但那些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非政府官员是否就一定胜任？就地域而言，以何种标准来分配7名人员才算广泛代表世贸组织的成员呢③？这些问题有待于世贸组织通过其具体实践来予以确定。
2．上诉庭组成程序的无规则性
如果有案件上诉到上诉机构，将从7人中随机抽取3人组成上诉庭。在如何确定上诉庭人员以及上诉机构的职责分工上，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远不如在产生专家小组那样严谨。在组成专家小组时，DSB提供一份政府人员和非政府人员名单，同时注明各自的专长，各当事方可以在这份名单中自由挑选专家小组成员。各当事国的国民肯定会被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而上诉庭人员的组成则完全脱离各方的干预，由DSB秘密产生。更让当事方特别担心的是由于挑选是随机的，并不考虑上诉机构成员的国籍，那么当事方的国民也可能被选中，这如何确保公正性？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三名成员并非独立定案。根据规则，尽管上诉庭由三名成员组成，但另外的四名成员仍被要求一定程序上的参与。在公布上诉报告之前，上诉庭必须同其余四名成员交流意见，他们的意见在最终裁决中亦有所反映。这种杂乱无章的判案体系实在令人怀疑定案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二）上诉机构的审理权限的问题
1．举证责任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④？
在荷尔蒙一案中，美国和加拿大由于对欧盟所颁布的牛肉进口禁令的不满，认为欧盟所颁布的禁令不符合《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下称SPS协定），而要求专家小组作出评定，后又经过上诉审裁决，还是认定欧盟的措施不符合SPS协定。在审理该案时，专家小组认为控诉方美国和加拿大只需要提交认为被诉方欧盟不符合SPS协定的初步证据，一旦递交，举证责任就全部被转移到被诉方。专家小组还根据SPS协定第2.2、2.3、5.1、5.6条的意图，特别是SPS协定第3.2条之规定，认定被诉方应承担更广泛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的做法符合SPS协定。在上诉审中，上诉机构推翻了这一意见，他认为SPS协定中并无此明文规定，对SPS协定第3.2条不能理解为是协定强加给实施SPS措施一方的特殊举证责任，因为这样做相当于一种惩罚。最终上诉审机构得出结论，专家小组错误地引用了证据要点中的规则。专家小组应当首先重点确定美国和加拿大是否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欧盟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SPS协议第3.1、3.3、5.1、5.5条之规定。尽管最终上诉审还是认为是欧盟本身没有遵守SPS协定第5.1条的相关义务，而以美国和加拿大胜诉而结案，但本案因举证责任所引起的问题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根据《谅解》第17.6条之规定，“上诉应限于专家小组报告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及专家小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在我看来，举证责任的具体对象是证据，证据是个事实问题，但是举证责任在于谁，举证后的证据是否可采纳却是个法律问题。可见在实践中，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刀切开并非易事。在本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特定的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定性。而专家小组错误地要求欧盟承担对本案的举证责任，这种对事实错误的、冒险的评定是个法律上的问题，如果不对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予以纠正，将难以体现上诉审的职责。正由于上诉审在事实的审理方面的障碍，上诉审在荷尔蒙案中的探索被认为是超越了世贸组织所赋予的权限，引起了复杂的法律争议。
2．上诉审的发回重审权的问题
《谅解》没有给予上诉机构发回重审的权力，因为成员担心发回重审权会导致争端在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之间推诿，从而影响办案效率，其实这倒在世贸组织中不太会发生。法学界也有人认为发回重审权被排除是因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要使整个争端解决程序符合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的时限的需要。这显然无法令人接受，因为不能因一个世贸组织的国内法中有这样的规定而剥夺其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拥有健全的争端解决体系的权利⑤。
但是上诉机构缺乏发回重审权，将会导致案件无法公正审理。因为，如果专家小组在评定时就遗漏案件重要事实或作出错误的评定，而上诉机构又对事实无审查权，这样在上诉审中不就一错再错，如何令当事方信赖这种争端解决机制？
（三）上诉审处理案件时存在着对《谅解》第17.6条所规定义务的随意理解。
尽管在荷尔蒙案中，上诉审在认定事实与法律问题上有其积极的探索，但在其所审理的其他案件中，如海龟案中，存在对该条义务的扩大解释的现象，却并未为这一做法阐明合法理由。上诉审应当无权要求专家小组重新评定事实，因为这样做会延长争议的时间并被认为是违反《谅解》第3.3条，即迅速解决争议原则。但上诉审常常给人一种霸道和反复无常的印象。比如在一个案子中上诉审援引司法经济学的原理并拒绝对SPS协定第2.2条或5.6条的分析，但在另一个相似的案件中，上诉审又认为仅根据SPS协定5.1条而不根据5.5条和5.6条作出判决将不足以使DSB作出正确的裁定⑥。当然得承认上诉审是出于善意来解决争议的。但无论如何，上诉机构法律上的行为还是需要合法解释的，否则，这种对法律问题的随意理解是上诉审的一个重大缺陷。
（四）上诉裁定的溯及力的不明确
上诉裁决是否溯及既往。《谅解》中无明确规定。《谅解》第3.7条仅仅规定：“在无法达成协议时，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通常是保证废除那些与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只有在立即终止措施是不切实际的情况下，补偿条款得以适用。在废除与有关协定不一致的措施之前，这一作法可以作为临时性措施。”这里提到的补偿仅仅适用于已被查明与有关协议相悖的措施所造成的损害，是一种将来的补救，并非对过去损害的赔偿⑦。所以实践中当事方的责任要到发生法律效力的最终裁决被DSB所采纳才确定，所以往往不对已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但实践中的做法不可替代《谅解》中的疏漏，所以《谅解》理应对这一问题有确切规定。
（五）DSB对上诉审是否有权驳回上诉的规定自相矛盾
由于《谅解》的规定，上诉机构的审理职能在当事方的推动下就能实现，上诉审无权审查上诉请求是否合理，上诉请求一经提出即进入上诉审理阶段。正当人们提出这一法律上的救济会被败诉方滥用时，我们却又在上诉机构工作程序规则第29条中看到：“一方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意见书或者在开庭时缺席，上诉庭在听取当事方意见后，可以作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包括驳回上诉在内的裁决”。按这条规定，上诉机构又被赋予了驳回上诉的权利，等于他有权决定审查上诉的合理性。这条新的法律规则的创设，显然与《谅解》的规定相矛盾。尽管有人认为这条规则能敦促被诉方积极应诉，但这种规则上的矛盾显然是不符合DSB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的。

三、结论
建立与争端解决相关的上诉机构是WTO的重大改革之一。我们仅仅根据其在个别案件处理上的得失就妄加评论肯定有失公允。我们应当看到，在大多数案件中，上诉机构的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如美国标准汽油案，欧共体诉日本“酒类税收案”等等⑧。同时，我们也相信随着上诉审程序在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它一定会扬长避短，展现给世人令人惊喜的前景。
（作者单位：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在读）

注释：
① 李振纲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上诉审的作用
《法学论坛》2000.6
② A.F.Lowerfeld, Remidies along with Right: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GAT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8, pp.482-484
③ 何绍军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两个新程序
法学评论 1997,5
④ Reinhard Quick and Andreas Bliithner, Has The Appellate Body Err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3, 2000,
⑤ David Palmeter. The WTO Appellate Body Needs Remand Authority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9.33.(2): 43
⑥ 同④
⑦ 蔡航、曹银石、余艳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首案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