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罪案埋单？
——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林竹静*


新近发生的案例引发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北京人杨勇曾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幸福会在去年8月的一个上午停止——爱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害，而出事地点竟然是圆明园的著名景点大水法附近。”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8月8日
案情简要如下①：去年8月26日上午9点，杨妻刘某带着两个儿子到圆明园散步，当他们在大水法附近游玩时，突然遇上了劫匪，刘某当场死亡，该案至今未破。痛失爱妻的杨勇遂将圆明园管理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理由是该管理处在治安防范上有疏漏，导致罪案发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2003年8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审理这起特殊的民事赔偿案。
原被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是：“公园到底是否在安全管理上存在过错，有无过失责任，即有无尽到保护游客安全的责任。”杨勇认为，其妻的死与圆明园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有重要关系，尤其是大水法景点附近生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却无安全警示牌、无治安人员巡逻，等等；并且认为，根据《消法》，该管理处作为提供服务者，其与购买门票进公园游玩的刘某之间构成一种消费服务合同关系，管理处应当保障刘某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应承担责任。圆明园管理处则认为，刘某被杀是一起突发的刑事案件，一切刑事、民事责任都应由犯罪分子承担。突发的刑事案件，不可预测，且圆明园的一草一木包括荒草都不能随意清理，且在门票上已注明游客要注意安全，所以景点大水法附近就不需要立安全警示牌。以上说明其已在可能范围内尽到了应尽的安全保卫责任，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对本案专家的观点是：公园要不要赔，关键看公园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卫的责任。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认为：“这事实上涉及在公共场所受侵权的责任问题，管理者是否应该向受害人赔偿，关键要看他是否存在管理不当行为，是否尽到安全保护义务。”
然而“管理是否得当”又是一个弹性极大的标准，难以客观认定。再则，和公园一样，所有的商场、影院、餐厅、游乐场无论其性质为国有还是私有，同样属于公共场所，如果说一旦发生刑事罪案，经营者就有可能承担责任，那是否太过扩大了经营者特别是私营业主的责任？进一步言，公民作为纳税人，类似和国家达成了这样的“合同”即：履行纳税的义务，享受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那么公民在大街上遇害，国家是否存在管理失当情形，应否对其负责？
杨教授对相关疑问的解答是，“在商场，保安主要负责保护顾客不受一般伤害，而像这种突发性的刑事犯罪案件，商场尽到了保护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一般发生在街上的刑事案件，就不涉及由公安部门或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警察对小偷的盗窃行为视而不见，才可涉及公安部门的职责问题。”
杨教授的解释是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对假设情况所做的答复。但还是可疑问的，如在本案，圆明园管理处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如果说在商场，保安的责任只限于对顾客免受一般伤害的保护，那管理处既无可能为每位游客配备保安，更不可能在室外环境中像商场一样安装监控装置，难道有理由让其对游客的生命安全负责？是否可以推断，杨教授未明言得断定了原告的最终败诉？②又按杨教授所言，如果商场里发生突发性的打架斗殴引起顾客轻微受伤，商场要负赔偿责任，一旦这样的斗殴一拳闹出人命，升格为刑事案件，商场倒可以免除责任了，因为这超越了商场保护责任的范围，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再是，如果该案最终认定公园管理处有疏于防范犯罪的职责，那么又有何理由否认在大街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不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说公园收了游客门票就有义务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国家收取纳税人的税款，同样有理由保证公民的安全。
基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只能起诉公园管理处以求得到可能的赔偿。但现存并不一定等于合理。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追问：究竟谁该为罪案“埋单”，谁该对赔偿负责，圆明园管理处还是国家？本案提起赔偿诉讼的理由是什么，是公园未尽管理义务，还是基于国家保护公民的义务？
笔者认为公园管理处对这起突发的刑事罪案无须负赔偿责任，否则上述一系列疑问将难得圆满解答。从充分保护被害人人权的角度出发，对类似本案情况更好的解决应该是：在刑事罪案发生后，由国家担负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区别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致害的案件，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公安机关无故未及时出警等，引起的国家赔偿，国家对一般刑事罪案的发生无直接责任。虽然西方有观点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未能尽到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的责任”③，但可以明确的是，犯罪是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犯罪可以防治，但不可能根除。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有过错的观点，对保护公民人权是不遗余力，但其认为“国家须彻底避免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这未免不大现实。笔者认为，对刑事罪案的发生，国家无直接责任，因而对刑事被害人也就没有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国家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集合，可以构成一个共同担当被害危险的共同体，如果一个社会成员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社会成员应该分担其损失。以众人之力分担一人不可承受之重，也是经济的做法。另外，仅仅罪犯的赔偿对于被害人而言，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般无法完全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由国家对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可以使被害人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完全补偿，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支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由如下：
一、合理性——基于国家责任理论
依据国家责任理论，国家对其公民负有防止重大责任事故和刑事罪案发生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尽到防止事故和犯罪发生的责任而使事故和犯罪继续发生，国家就应对事故和犯罪的被害者所遭受的损失或伤害进行适当补偿。大事故和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在确认国家赔偿责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禁止私人复仇后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必要性——出于对被害人人权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非常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如无罪推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规定及有关“沉默权”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等等。而相对而言，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虽也加强，如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但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仍嫌不足，公民遭受犯罪侵害只能自认倒霉，基本无法像受到民事侵权那样得到赔偿。今后应当通过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强化被害人人权保障，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
三、可行性——对于建立该制度的现实分析
这一制度在国外早已通过立法的形式得到确立，并成为人权立法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西兰、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就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英国自1964年就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1988年《刑事审判法》更明确规定得到国家赔偿委员会的补偿是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1984年10月10日美国制定了《联邦犯罪被害人法》。德国则于1986年制定了关于改善刑事被害人地位的《被害人保护法》。法国于1977年在刑诉法典第4卷增设第14编， 确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之后又于1981年、1983年和1985年对1977年增设的法条进行了修改。日本1980年5月1日公布了《犯罪被害人等怃恤金付给法》。④
在我国，这一制度却迟迟未得落实，持反对论者最大的理由是现阶段国家财力不足以实现这一制度，并认为如果一味和西方国家比较，就是脱离现实国情，就是“言必称希腊”。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决非发达国家的专利或是国家的恩赐，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提出："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一是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二是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以及"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和补偿被害人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于我国来言，“国家财力有限”确是建立该项制度的障碍，但决不能成为国家对被害人“爱莫能助”的理由。笔者的建议是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具体规定补偿的主体、对象、条件、方式、范围、数额、程序等内容；设立一个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基金”机构，规定补偿的宗旨和性质、申请的接受、获得补偿的条件和金额及领取办法等；在补偿金的来源上采类似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采用的社会统筹方法，“一人受害，众人分担”，而非一力依赖国家财政拨给。另外还可以结合就业保障、税收减免、生活补助等途径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待遇体现的不是国家对被害人的同情，而是国家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补偿义务。
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国家补偿制度，无疑对保障被害人人权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一国法治发达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惟在设立该项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抛砖引玉期待法律和经济学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


*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
① 关于本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的评论，除参看2003年8月8日《北京娱乐信报》外，大量网站均有转载，可通过www.google.com查询相关内容。
② 2003年9月23日《北京晚报》报道： "一审判决被告圆明园管理处不承担责任，原告表示上诉。” 本案相关判决结果也可通过“新华网”查询。
③ 李玉华：《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政法论坛》2000年1月。
④ 参：岳光辉：《国家赔偿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日伪收买地区房地产处理办法
厦门市人民政府



一、为清理市区日伪收买地区房地产权，特制定本办法，凡属该地区范围内之房地产悉依本办法处理之。
二、凡经日伪政府给价收买之房地，应收购公有。但在日伪收买地区范围内间有少数业户及代理人当时不在厦门，或其他原因，确未被收买，现仍持有足资证明之全宗契证者，可于规定期间提出契证及户籍证件（代理人应缴验合法委托书）并缴纳工本费一万元（产权确定与否均不发还
）向财政局地政股办理申报手续。
三、未被收买房地之业户或合法代理人住在本市者，应于规定申报期间二个月内分区分期办理申报，但为照顾海外华侨以及外地业户，因交通困难，不予分区分期，统一规定申报期间为六个月，逾期不办理申报手续者，视为放弃业权，作为公有。
四、凡日伪收买地区已接受收买之房地产，在收买时未将全部或一部契证缴交日伪政府，或已缴交契证有部份被国民党伪政府人员偷出盗卖者，均应于申报期间内将该项契证缴销，不予追究。
五、为准备今后市政建设需要，日伪收买区之土地，一般应保持完整，凡确未曾接受收买之房地产申报审查并公告确定后，再予研究更换或补偿。
六、日伪收买地区之土地，如已建筑房屋或种植农作物者，在市政建设未计划使用者，得暂维持原状。但已被收买不能办理申报之房地，使用人均应在申报期满后迳向厦门房地产公司办理租赁手续。如经已办理申报者，应俟业权审查确定后，再行通知应否办理租赁手续。
七、为保护公有房地产不遭受损失，如有发觉盗窃契证冒占收买地区房地之行为，人民群众应立即检举告密（报告人严守秘密）对检举有功者给予奖励。
八、本办法除报送福建省人民政府核审外，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日伪收买地各种类型处理办法（草稿）
日伪收买地具有以下特点：时间久，面积多，土地分散数量不一，情况复杂，面广牵连大，产权人分散本地或侨居外地不均，为求处理统一及易于内部掌握，分别不同情况不同处理，达到公私合理。兹提出内部掌握原则如下，请审查核示。（附省府（五三）府办秘字第二六号指示）
一、未被收买，应准予申报，承认为私有者。
1．业主不在本地，契证随带外地，现仍保有全宗契证。
2．业主不在本地，契证在本地或外地遗失，能提出有力证明。
3．业主不在本地，自己拆卸房屋，未向日伪政府领取地价补偿费，现仍执有完全的契证，经证明属实。
二、房地已被收买，业主本人当时不知道者，分以下列各点处理：
1．业主不在本地，契证寄存亲朋代理人保管，当时由代理人代为出卖，领取地价补尝费的，这种房地因为业主与代理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很有信任的把契证也交付代理人，事实上和习惯上这座房地的全权均交与代理人了，故已由代理人代为出卖，原则上应列为已被收买处理。房
地应收为公有，业主如有异议，应直接追究代理人。如个别确有困难者，取得一定证明可酌情处理。
2．业主不在本地，契证也不在本地，由亲朋等代为管业而代为补契出卖的：这种案件，业主与代管人有相当关系，代管人代为出卖后，如有函信告诉业主，业主已认可的应作为被收卖处理。如不同意，当时或抗日胜利后有提出异议，现在能提出证明文件（因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曾
在本市范围内举行办房地产登记一般业权所有人均纷纷提出契证申请所有权登记）和全宗契证者，则查明业主与代管人当时与现在的情况。如代管人当时已提出其他交换的条件，现在仍保持很密切的关系者，仍应作为已被收买处理。如业主与代管人当时与现在并无其他任何条件交换，亦未
取得协议者，因业主现仍保持有全宗契证，得承认为私有，酌情处理。
3．共有共管产业由一部份共有权人立契出卖，另一部份共有权人当时不在本地，现执有全宗契证：先查明不在本地的共有权人当时是否知道被收买的事，是否同意，有无提出异议，有何证据，如已属同意的作为已被收买处理。如曾提出异议，能提出证件和契证者，按比例承认其共有
权应得部份之业权予以处理。
4．有典押关系产业，未经双方同意由原业主补契出卖或由典权人出卖的：这类案件，原则上应视为已被收买处理。原业主或典押权人单方出卖，一方不承认时，属于债务关系，由当事人直接诉请法院解决。
5．房地已出卖，契证缴交一部，尚留存一部份的：这类案件如仍有人来申报时，要查问其契证不完全之原因，并说明该房地既已被买应作为公有，其留存部份之契证亦应缴销，如遇有不愿缴销契证要求申报者，则可由街政与当地居民共同审查初步核定，报送市府决定之，（确已出卖
仍应收为公有）
三、房地已被收买，嗣后又通过各种方法化公为私，占用收买地者，分下列各点处理。
1．收买地契证被伪政府人员盗窃转卖者。
⑴以低价出卖给再被收买的业主，由业主自行使用，起盖房屋或出租者：这种买卖性质系属非法行为，原则上不能承认为私有。如抗战胜利后，在该地上重新起盖房屋的，房屋归其私有，土地归公并须向厦门房地产公司订立土地租约，其使用办法悉照该公司的租赁办理。
⑵随便指定界址出卖非原有业主的：因其界址面积均与原状不符，其指定的范围内过去或为数人所有，现在该地上已经起盖房屋的，房屋承认为私有，其土地如明知有问题而承买者不予承认。如系华侨确实不明情况，被欺骗承买，得承认该宗契证原有或一部份面积范围。
⑶伪政府人员偷出契证后自行化名假冒向伪地政机关申请所有权登记的：无论已否取得伪所有权状，均作无效，土地收回公有，如已起盖房屋的处理办法与第三类第一条第一款处理。
2．于抗日胜利后，由原业主迳向国民党敌伪处理局申请承买的：如取得有完整的手续者（有全宗契证，有敌伪处理局的证明文件）一般得承认为其所有。
3．原业主投机取巧假冒契证遗失，登报声明失契，骗取重新补契并向伪地政机关申请所有权登记或已取得伪所有权状者：原则上如房地已被收买而假冒契证遗失的，不论已否取得伪所有权状应视无效。房地未被收买，但沦陷期间业主不在本地，契证在本地或外地遭不可抗力之水火灾
战争所毁或遗失，并能提出证明者，经调查属实，可予承认为私有。
4．明知该地区是收买地区，但贪图便宜予以承买，准备以高价再出卖的：这种人是在反动时期绝大部份是有权势的人，或房地产经纪人，准备随时脱售，企图取巧，这种买卖属于非法投机行为，一般不予承认。个别特殊情况，酌情适当处理。
5．不明该地区的情况（如初归国的华侨新由内地来厦的人）承买自己需用的，经详细调查证实后，得承认为其所有。
6．原业主本人已死亡，继承人不知道当时原业主有否出卖，现在要求申报者，可参照第三类第三条的处理办法处理。
四、经审查证实，承认其产权，处理办法。
为保证土地集中，使土地更合理更有价值使用，适应今后市政建设，原则上不就地发还，采取如下办法处理。
1．以相等价值，面积之公有土地（零星不合用之公地）交换，并发给所有权证或证明文件。在调换时如面积价值有超出或短少，互相调补。
2．产权人不愿对换，土地又无法确定位置，应候该地建设需要时，由使用建设单位适当给价补偿原产权人。
3．产权人为保留原有地区，不愿出售，又等不得，得由政府就一部份不合需要的日伪收买地划定适当地区予以对换。



1955年1月1日